史迪威危机如何化解(1)

    其实史迪威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和消极抗日的行为不满由来已久，最早可以上溯到1941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自亲历1942年中国远征军的惨败，他就毫不掩饰对重庆的深恶痛绝。这一年湘豫桂的大溃败，更使他把重庆政府看作一具木乃伊。于是，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由他指挥所有中队，其中包括中国的部队；第二，将援华军用物资平等地分配给18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这两项建议得到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的支持，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

    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极为反感，对国民党军队各自为政，保存实力的做法，更是深恶痛绝。他说：“国民党政府的权力结构，建立在恐惧和袒护之上，掌握在无知、专断和冥顽不灵的人们手上。”他已开始用“花生米”称呼蒋介石，这本是蒋介石在秘密通讯中的代号，这让蒋介石大为愤怒。史迪威与蒋介石互相埋怨，他们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罗斯福对此甚为焦虑，他给马歇尔的信中说“史迪威是以错误的方法在和蒋委员长打交道”。史迪威从马歇尔处知道罗斯福的态度，立即给马歇尔拍了一封电文说：“我们的存在是对这儿的走私诈骗者的现实威胁。他（罗斯福）将看到此地会发生对我的人身加以攻击的运动。我因不向走私诈骗者发放军用物资而恶名远扬……”

    史迪威在印度的拉姆加尔和中国的云南，继续训练中队，为重开缅甸战役作准备。为此，蒋介石请史迪威向罗斯福转交了一份清单，列出了维护中国战区的基本条件。可是1942年11月8日，盟军在北非登陆后，美国的军援物资大多流向北非，中缅印战区再也得不到如数的物资。史迪威牢骚满腹地向马歇尔抱怨说：“我不知道非洲战场得到了多少。难道我就用这点东西去安慰中国人吗？”史迪威还给陆军部拍去电报，直言不讳地表明自己的愤怒情绪。马歇尔也有同感，他告诉史迪威：“我已看过你那封骂娘的电报了。我非常同情你的反应。”1942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一周年纪念日，马歇尔正式通知史迪威，缅甸战役已引起高度重视，因为重新打通缅甸运输线，可以为从中国出击的空军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美国政府决定增加对缅甸战役的支援。

    12月28日，蒋介石照会罗斯福，对未在孟加拉湾建立海空军优势提出质疑。1943年1月8日，蒋介石正式拒绝发动缅甸战役，提议推迟到秋天发动为宜。而在开罗会议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谈中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盟军应把军事打击的重点放在德国。罗斯福看不到缅甸战役的重要性，这使史迪威大失所望。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僵，矛盾的焦点在于由谁来支配援华物资。一次，在使用两架运输机的问题上，蒋介石和史迪威发生了争执。他桀骜不驯的个性使蒋介石大为窝火，最后恼羞成怒给罗斯福拍电报说：援华物资的支配问题矛盾很深，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他婉转地暗示罗斯福，应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罗斯福在回电中明确答复：“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实际的。”蒋介石从此再也不肯放弃调换史迪威的要求，罗斯福腻烦透了，他写信给马歇尔说：“史迪威在中国的情形到底怎样？很显然，他与委员长的关系非常紧张，因此我认为，他在其他地方会比在中国更加有用。”马歇尔来到白宫，当面向罗斯福说：“担负重新打通缅甸重任的人，必须是一个能率领部队作战的统帅，而不是一个只会与重庆发展关系的协调者和物资供应者。”他认为，在美国再也找不到比史迪威更合适的人选了

    但蒋介石一心要赶走史迪威，他派宋子文在华盛顿四处游说，说史迪威在中国已是多余的人物了。1943年9月15日，宋子文给罗斯福寄去一份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重点提出撤换史迪威的事情。可是美方对于召回史迪威，一直有不同的意见。马歇尔甚至认为应该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以和他所负有的指挥权相适应。1944年6月30日，美国陆军部在一份要求晋升史迪威的文件中，对史迪威大加褒奖。罗斯福终于拗不过军方的意见，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电报。这份电报于7月6日发给了蒋介石：“现在我要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你必须赋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部责任和权力。”

    1943年8月，史迪威从印度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应该同领导的第18集团军合作，采取联合军事行动。蒋介石没有理会史迪威的建议。大洋彼岸的罗斯福却对此饶有兴趣，他给蒋介石去了一封信说：“大敌当前，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愿意打日本的人的援助，显然是错误的。”

    史迪威在任驻华武官参赞时，负责搜集和研究的情报，就对领导的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与一些美国人不同，他对中国没有很深的政治成见。他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情报工作、组织机构和战术都很出色。他们不要城市，而满足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武器和装备都很简陋，但却使政府惶恐不安。”在日军大举入侵，国内一片战则必败的亡国舆论中，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力挫日军。这使史迪威也深受鼓舞，他找来史沫特莱，就平型关大捷的话题，围绕八路军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常常反问自己：“难道八路军不是很了不起吗？”在武汉，他通过史沫特莱认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发现高级领导人“襟怀坦白，彬彬有礼，态度和善，为人直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国民党的很多高级军官们都是身着毛领大衣，脚穿皮靴，一副装腔作势的派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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