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姆亚迪的十八次中国行（2）

    “天气一直在变，我们几乎总是在大风和云层里飞。难得遇上晴天，一次前面的云淡了，我被吓了一跳，我们距离地面只有三四百米，似乎是它肚皮上的一只跳蚤。天气晴朗又怕被日机发现，我们的运输机和灵巧的战斗机比起来，就像是头气喘吁吁的大笨象。”

    “气流非常复杂，上升的暖气流碰到下降的冷气流就形成气旋，气流和气旋碰到山壁再反弹回来，就像是没完没了的暗礁。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从气旋的大手指缝里钻过去，如果被它抓住，那就麻烦了。”康姆亚迪有一次就被“抓”住了。

    “当时的地面气象预报总不够精确。在那么一片大山里，确实也没办法。我们从印度拉了满满一舱炸弹，飞了不久，地面通知我们有几片散云，放心飞。半小时后却碰到一大块积雨云，两边都是高山，只能穿过它。飞机最怕的不是下雨，甚至大风、下雪也好对付，但当你碰到闪电就必须小心了。”

    “我们扎进云层，里面雷声隆隆，像是在演出一幕歌剧。飞机剧烈地抖动着，我才体会到‘把安全带系到最紧’这句话的含义。后来有记者问我是不是应该用绳子把自己绑在驾驶座位上，我说可惜我们只有一条安全带，否则我真愿意这么做。机舱里的炸弹也在‘跳舞’，它们连安全带也没有。”

    庆幸的是，经过一番搏斗，“信天翁”最终穿出了乌云，康姆亚迪与机组成员击掌相庆。所有人都很勇敢，大家在同一架飞机上，必须相互配合，虽然有人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每个人都勇气十足。当然，还要有运气。

    “信天翁”到达昆明，受到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不仅带去了炸弹、汽油，还带去了家信、啤酒和药品。虽然飞虎队的名气比他们响亮，但只有通过他们，他们才能和外界联系。一说到这些，康姆亚迪就很得意。

    驼峰飞行员的另一个主要“敌人”，就是他们心爱的“信天翁”本身。“加满油，‘信天翁’能飞10小时。从印度飞到昆明顺风4个小时就能到，但是返回印度逆风飞行，一般要飞5个小时。如果遇到逆风很大，或者其他什么情况，在天上的时间就要精确计算了。有一次，回去的风很大，我们飞得很慢，降落到机场，油箱里已经没有油了。我的很多朋友在返回的路上，因为没有燃油而坠机了。”

    二战后，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美国靠三个工具赢得了这场战争——登陆艇、c—47运输机和越野车。c—47是美国的新型运输机，1940年开始装备部队。“它的名字是信天翁，但我看来，粗粗短短的机身使它看上去像一名敦厚的老实人”。

    “即使今天驾驶c—47飞驼峰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1993年2月，研究飞虎队的中国专家戈叔亚接到一个电话，一位叫詹姆斯·康普顿的美国老先生要见他。他是原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308轰炸机大队的一名b一24轰炸机驾驶员。

    当戈叔亚问他为什么不到他们原来的基地呈贡县去看一看时，老人就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激动地反复问他能去吗？戈叔亚记得当时那位彬彬有礼的宾馆翻译、他从未见过的年轻人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恐怕必须带老头儿去一趟呈贡，你看他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老康普顿最终没有去呈贡，因为那里的机场现在已经成为军事单位，不允许外国人进行参观。几年后，戈叔亚终于在滇西的深山老林里亲眼看到失事飞机遗留下来的一只螺旋桨。他写道：“我记得那只扭曲的螺旋桨的模样像是挣扎着要述说什么的一张大嘴，但是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康姆亚迪今年5月来昆明，已经是他退役后的第十八次中国行了。他既是来缅怀他的兄弟，也是向人们讲述那段历史。5月12日，昆明明亮的阳光发出金黄的光芒。康姆亚迪带着17名美国朋友到在昆明郊野公园里，看望他的战友。这里矗立着“驼峰飞行纪念碑”。

    1942年到1945年驼峰空运的物资达到75万吨，运送军事人员4.3万人。其运量大大高于滇缅公路45.2万吨。驼峰空运的代价是高昂的。在这条死亡航线上，在3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中美共坠毁飞机609架，平均每月15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1500多名。

    当康姆亚迪和他的朋友到达“驼峰飞行纪念碑”时，94岁的黄欢笑女士已经坐在轮椅上等候多时。她是当年飞虎队不多的女护士之一，被大兵们叫做“驼峰天使”。黄欢笑用英语和当年的美国大兵交谈着，老康姆亚迪拿着她的照片请求黄为他签名，黄欢笑扭扭曲曲地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中英文名字。

    黄的儿子拿出手风琴，大家围在黄欢笑的轮椅旁，一起缓慢地唱起了《友谊天长地久》。

    活动进入尾声，所有人开始扭头坐下台阶，老康姆亚迪却悄悄躲开随行的人群，他的右手握着三枝鲜红的康乃馨，左手拄着拐棍，一步一步走向纪念碑。他的身影被斜斜打在纪念碑上。影子弯下腰，三朵鲜艳的红色留在了水泥建筑的脚下，老康姆亚迪直起身，右手挥到脸颊边，对着留在异国的兄弟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我最好的朋友留在了这里……”老康姆亚迪的眼眶里已经饱含泪水。

    “在部队的信念是尽快打败日本人，这样大家都能早点回家。我的任务就是尽量多带点东西给前线，帮他们尽快打败日本人。我的战友牺牲了性命，他们做出了个人最大的贡献，我能活下来，感到特别幸福。”

    战争结束后，康姆亚迪继续在空军中服役，升任上校。退役后认识了妻子，生养了两个孩子。1985年，他第一次重回中国，此后几乎每年都带团来中国参观，这次已经是第十八次回中国。

    “我每年组织不同的人来中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航空史有着浓厚的兴趣。”2006年8月，三四百名曾在飞虎队和驼峰航线服役的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将来昆明大聚会，“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当然，还有很多驶清的“驼峰”飞行员曾夜以继日地奋战在这条“死亡航线”上。梁广尧、黄光锐、黄天觉、陆铭觉。陆铭逵、潘国定、洪启明、边任耕、杨积、陈鸿恩、陈文惠、陈文宽、陈齐发、陈达礼、卢雪岩、荆好玉、吴子丹、华祝、陆泽、顾正寰、顾杰飞、王敏、林汝良、张培伦、罗昭明、陈汉斋等等，在3个月内“驼峰航线”就完成了近900次的往返飞行，载运物资近两万多吨。初期飞行员很少，中国的、华裔的、外籍的飞行人员加起来初期也不到100人（后期发展到约200人）。那些牺牲的，或者现在还健在的，他们的英雄事迹，对中国的抗日事业做出的贡献，我们无法一一讲述。但是他们的英雄气概和为国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热情，值得后世人永远铭记于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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