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弊权衡：暂不废约与立即废约(2)

    10月9日，副国务卿韦尔斯在会见中国大使魏道明时向他通知了这一决定，同时表示，为了能使中国的媒体在10月10日（双十节）发表该消息，决定在当晚发布新闻。顺理成章的，不论是美国的这一举动本身，还是消息发布的时机，都收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蒋介石在得知此事后，感到“衷心快慰，实为平生唯一之幸事”，对罗斯福为帮助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民主之国家”、“使中国获得平等地位”所表现出的“伟大精神之领导，以及无上之道德勇气”，表示出不胜的钦佩和感激；中国报界自然也是一片赞美之声。

    随即，美国方面给出了废约的条款，包括废止领事裁判权；废止《辛丑条约》及附件中给予美国的一切特权；上海厦门两地的公共租界归还中国；美国政府和人民在华的不动产权不变；两国人民有在对方国家内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两国领事官员享有现代国际惯例所给予的权利、特权及豁免；战后半年内进行谈判，订立广泛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的批准生效等八个方面的内容。在中国方面提出若干修改意见、美国方面接受中国的要求后，中美之间的谈判基本结束。

    1943年1月11日，中美新约在陪都重庆正式签订。

    相反，中英谈判却遇到很大的障碍，其中，争议的焦点是香港问题。中方要求先收回九龙以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的基础，英方却固执坚持，废除在华特权不包括香港问题。就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日本也于1942年12月21日的御前会议通过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对华处理根本方针》，决定尽快与汪伪政权进行谈判，为加强政治欺骗，日本在这一方针中也提出了撤销或调整在华租界、领事裁判权等问题。日本的这一举动对蒋介石而言是个很大的刺激，为加快废约谈判的进程，决定对英国作出让步。

    可见当时中国政府废除旧的不平等条约这一行为本身，就带有维护国家尊严的性质。1943年1月9日，日本在破译了“美特密第七号电报”，获取“关于美国撤销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已有美中双方签署的条约以及附带的换文，似于最近将经参议院审议生效”的消息后，便决定赶在美国之前采取行动，与汪伪政府率先签订《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声明交还在华专管租界；承认中国收回上海、厦门公共租界，北平使馆区；废除治外法权。尽管只是日本政治斡旋中的一种欺骗，其“跳梁小丑”角色只会让人觉得好笑，但在蒋介石看来，却是自己“平生遗憾”，而中美新约在其后的发表，也“未免因之减色”，所以不难想象，在蒋介石对于“强国梦”的预想中，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此来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形象的。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一部分领土处在日军占领之下，谈判中的许多问题就无法立即实现，所以美、英并没有废除旧有条约中的所有特权，像在华投资设厂，办学校、设教堂等问题就都没有涉及。

    这一点上，国民政府和的认识可谓南辕北辙：国民政府对外宣称“所有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文字和精神，从这一天起可以说是根本扫除了”，而中国已经获得“完全独立平等自由之地位”，显然是想把功劳都归在自己的身上；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接着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性，因为不这样的话，不但条约的废除还会变成一纸空文，而且只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国家的建设才可以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平等。

    蒋介石的“强国梦”和国民政府的统治之间，都埋伏着战后国共两党以及与美国之间关系起伏的种子，以及历史事实的无言评判。

    就在中国人民以艰苦卓绝的抗战、与同盟国家一道为反法西斯而浴血奋战，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使排华法这样一种“特别丑恶形式的种族歧视”显得愈发格格不入。而在原先排华情绪最强烈的美国西海岸，要求取消《排华法》已逐渐取得压倒性优势。为废除这一不得人心的法案，1942年5月，美国成立了专门的公民委员会。

    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对美国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考察访问，期间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演讲，这对排华法的废除起到了有利的推动作用。

    但事情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1943年2月17日，关于废除《排华法》的第一个议案在众议院中提出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9月30日，参议院开才始就此进行辩论。为尽快废除《排华法》，允许中国人移居美国、中国侨民归化为美国公民，罗斯福于10月11日在给国会的致函中指出：

    国家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我们要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过去的错误，并加以改正。

    通过废除排华法，我们就可以改正一项历史性错误。

    随后，国会正式通过废除排华法案的决议，并由总统签署。至此，延续了60多年的《排华法》终于成为历史的陈迹。</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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