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大举入侵，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不但国内的人们遭受帝国主义、本国统治者等的多重欺凌，海外华侨更是在人格上受到侮辱与歧视，这种情况下，人们无不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使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起来，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

    而飞机制造就是当时的人们普遍热衷、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海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投入人力物力支持并希望构建中国自己的航空事业。这些赤子之心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充分理解，于是，他一面鼓励和组织华侨青年学习航空技术，一面赞助华侨兴办航空实业，自造或购置飞机为国效力。

    早在1910年，基于对飞机重要性的认识，孙中山就初步形成了使飞机效力于革命大业的思想。当时，飞机问世也不过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不管是本身制造还是实际应用来看，都处于“幼年”阶段，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应用与开发。但孙中山却以一个革命家的敏锐眼光，认识到飞机在未来将要发挥的无可估量的作用，在他看来，飞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而言，更是“宜努（力）图之”。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孙中山在给海内外革命同仁的信中，又不失时机地进行强调宣传，极力赞同“研求和谋购飞机”，并指出“飞机一物，自是大有利于军”，“谋设飞船（机）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出力”。

    1911年9月，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孙中山先生致函旅美革命党人再次论说飞机之重要。12月又致函海外革命党人，请他们协助组建飞船（机）队。这一号召得到了积极响应，当时，就有芝加哥的同盟会分会协同旅美华侨，成立了“旅美华侨革命飞机团”，准备投身国内革命。这一举动不但得到侨胞的理解与赞同，而且促成了侨胞纷纷捐资，在美国购买飞机援助中国革命的局面。当年，就购买了“寇蒂斯”飞机6架，并委派李绮庵、余夔等23人，于这一年的12月30日和次年1月6日，分两批运抵南京，支援革命政府；1912年，旅美的一些爱国侨胞又集资捐助，在美国圣地亚哥成立了飞机制造公司，不但自制飞机，而且还由华人飞行家担当飞行员，凌空飞行。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依然为航空救国的梦想四处奔走。1916年，他多次致电美国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通过舆论宣传，转海外诸同志，令“竭力筹资，多购飞机”，认为“此时购买飞机，组织飞机队参战，至为重要”，并一再催促“飞机及各同志速回”；1918年9月，旅美华侨遵循孙中山指示，在旧金山成立图强飞机公司，对于该公司的创办宗旨，他们明确提出，即“以展布航空事业，图强中国为本”，正式把发展航空事业提升到为国家图强的高度，并且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步骤：“先购军用飞机两架，运回中国，择地演放，以实验航空之功用，唤起国人之倾向；以集款项为扩充营业之准备，并购各种用途机器，以便回国开设航空教练所，广植人才，俟资本充足，即择冲要地点设厂，制造飞机发售，以供各省采用，挽回一部我军械之利权。”

    1922年，为保卫时在广东的革命政权，旅美华侨捐购了12架飞机，遗憾的是，在起义前就被北洋军阀收买的奸细纵火烧毁了6架。这一行为引起广大华侨的强烈愤慨，激发他们再次为募集资金游走，又重新购买并补足12架后，运回广州。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国民政府早期的飞行队，都是由海外的爱国华侨进行实际操作的，他们在掌握飞行技术的基础上，从国外购买飞机，然后连人带机回国——早期的航空事业就是这样开拓起来。最初在广东兴办的一些航空工厂，也得益于华侨在经费、技术、人才、设备方面的鼎力相助，有的干脆就是直接由他们自己创办的。所以说，孙中山依靠和组织华侨对于中国航空事业的发轫之功，实在是不可磨灭的。

    1923年4月2日，孙中山在参加南昌航空教导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多次提到“航空救国”的看法；同年8月，他在广州参观由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的时候，当场提笔写下“航空救国”四个字以示鼓励。要知道，对于当时中国的落后处境，处处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化，然而他并没有提出“电力救国”、“纺织救国”、“运输救国”之说，而是极力强调“航空救国”，由此可以看出他对飞机在未来世界重要性的认识。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凝聚了民族复兴梦想的规划：通过购机演练、设厂制造、教练人才，在壮大军威的同时，也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如此等等，确非以往可以同日而语。就是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其理想之宏伟也是足够振奋人心的；孙中山先生的洞察力不可谓不超前，但航空工业毕竟是一门涉及诸多尖端学科的工业，与中国社会传统的打铁造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尤其是在一个连完整的工业体系都不具备的国度里，希望通过飞机实现“救国”的理想，无论怎样看，都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着很大的距离。所以，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航空事业也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空军总共只有305架老式飞机，而且这些飞机不但陈旧，而且由于资金、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呈现出一片杂乱的局面。不止如此，所有的飞机全部来自国外，没有一架是国产。

    更深一层的是，如果认为通过此可以就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的话，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了，因为真正能够唤醒民众的，只能是思想上的真正觉悟。五四时期，启蒙者们试图通过文艺形式唤醒民众沉睡的思想的时候，都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反复，何况仅仅只是通过飞机——这一外部层面上的努力呢。

    航空人才的地位，在孙中山的认识中也处于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他把航空人才视为“吾党人才中不可缺”，不但在同仁之间积极呼吁自己的这一主张，而且还亲自筹措。

    1913年3月，中国同盟会美洲总支部在美国檀香山创办了中华民国飞船（机）学校，按孙中山电示，该公司设立了飞行科，培养专门的航空人才；1915年2月20日，他又致函南洋诸同志，称：“飞行机为近世军用最大利器，谭君（根）既有志于此，于国家前途，吾党前途，均至裨益，特预为介绍于诸同志。倘谭君到时，尚祈费神招待，并希设法开场试演，劝销入场票位，俾得聚集资财，成立学校，教育真才。”同年，各省讨伐窃取民国果实的袁世凯，但却相继遭到失败，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因为当时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两支飞机队，形成对革命军的空中抵抗。这更加坚定了孙中山培育航空人才、组织飞机队的决心。1915年秋，孙中山讨袁失败后，东渡日本，与华侨周彦时、夏重民等在滋贺县八日市，又创办了中华革命党飞行学校；稍后，他又命令中华革命党（即国民党）设在美洲总支部的部长——林森借助爱国华侨的力量，创办飞行学校。这样，在华侨的资助和林森的主持下，1916年，中国国民党飞行学校在美国纽约创办，设飞行、制造、修理三科，选取党内20余名青年入学，进行相关知识的初步学习，1917年秋毕业后进入纽约“寇蒂斯”飞行学校深造，毕业后回国。孙中山多次前往训导，指出“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之武器”，并以航空救国的道理激励学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亡，军阀混战的局面愈演愈烈。为适应形势发展，孙中山又命胡华贤到加拿大创办中华革命党强华航空学校。

    然而，新事物的出现和成长过程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些学校的创办与生存亦是。1920年在美国创办的、专门培养中国飞行人员的强华公司就是一例：学校甚至不能光明正大地称自己为学校而是公司，是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不准华人学习飞行，为了生存，强华不得不以公司作为招牌，进行掩饰。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1924年，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也为航空事业在国内的正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帮助下，黄埔军官学校于这一年的5月成立，在创建训示中，孙中山明确指出：“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划分言之，往昔所争之领土领水，今有领空之划分……就其效力而言，己打破兵舰、潜艇、战车之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之能事。故欲因应现代国防上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此时，孙中山对飞机的认识已经上升到飞机参战给战争带来的必然变革这一点上，提出了制空权的现代战争思想。这些思想提出之先、问题揭示之深，足以与当时世界上空军学术思想的先驱者——美国的米切尔、英国的特伦恰德、意大利的杜黑进行媲美。

    就是在黄埔军校精神的引导下，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开办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并委任前苏联顾问李糜将军担任第一任校长。这成为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从1924年冬到1936年，共培养飞行员527人，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培养飞行人员最多的一所航空学校。孙中山先生倚重革命党人和海外华侨，创办学校，选派人员留学进修，先后培养了数百名飞行人员和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他们中大多数成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先驱和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在这些思想指导下，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也逐步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24年10月8日，在交给蒋介石的手谕中，孙中山要求他改革步兵编制表，并以“飞兵”（空军）代替骑兵。同年底，航空局扩大编制，成立了飞行队，由蔡司渡、陈秀、关荣分任队长。孙中山提出的空军军事思想和呕心沥血创建起的为数不多的飞行队，对于我国空军的发展、爱国救国的豪情落实在实际层面上，建立并壮大了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特别是在抗日期间，广东空军和中国其他空军战友一道，转战全国，血洒长空。比如“八·一四”空战、松沪会战、太原空战、广州南雄空战、武汉空战、兰州空战、成都空战、重庆空战等大规模空战中，都有广东空军参战。据统计，原广东的飞行员40人，共击落日机70余架。他们以自己的英雄业绩和生命，实践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航空救国”思想。

    直到驼峰航线的开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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