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争取外援的对象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意识到仅仅依靠中国人的力量是绝无法战胜日本侵略的，所以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但与美国之间关系的日益密切并非从一开始就如此，而且也并不是直接就建立了盟国关系，在此之前有一个特殊关系的阶段，盟国关系的建立要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了，这里面有着政治、利益、文化等多种因素在相互作用。

    众所周知，在国民政府内部，有许多政治派别，仅从他们对外国的态度而言，就可以分为亲美、亲英、亲日、亲苏等众多不同的派系。对于这些派系彼此之间复杂的政治纷争，蒋介石采取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策略，即利用这些派别及其纷争，在他们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时候、某一问题上重用某一派别；在另一时候，另一问题上再重用另一派别，很难说某一派别会一直占据支配地位。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对于抗战期间的外交方针进行了检讨和分析，中心议题是：哪个国家是中国争取外援的主要对象，是英、美、法，抑或是德、意，或者是前苏联？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从德国聘请顾问、购买军事武器和军用设备；抗战初期，国民政府虽竭力争取德国中立，而且在头半年之内德国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显而易见的是，德、日同属法西斯国家，所以当时中德之间的关系只能说是一种策略性、权宜性的关系，1938年4月，德国不顾中德贸易协定的规定，禁止将武器运往中国，5月又撕毁德事顾问个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合同，命令他们撤离中国，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法国在欧洲面临德国法西斯直接威胁，自顾不暇，甚至连印度支那的利益也难于保全，更谈不上在中国方面采取什么积极策略；前苏联是抗战初期唯一积极援助中国的国家，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奉行反苏外交，导致中苏关系恶化，虽然后来国民政府修复了对苏关系，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并存的局面等一系列因素都使国民政府对前苏联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蒋介石甚至认为：“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这实际上等于宣判断绝了向前苏联寻求援助的可能；英国是在中国和亚洲有巨大利益的国家，但在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上屡屡打头侵略中国，攫取大量特权，而且英国政府不思改弦更张，毫不掩饰其殖民主义立场，并在欧洲实行绥靖法西斯的政策，因此英国也是靠不住的。

    但就在此时，美国的态度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所以，认为美国“最可靠”的意识形成，是经过国民党政府反复衡量的：经过抗战头一年的种种观察、试探、实践和分析，国民政府大体在1938年年中明确确立了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蒋介石在同年6月得出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总统必能有所作为。”

    国民政府随之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9月，派在美国颇得人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胡适在从事外交公务同时，走遍美国，积极参加各种群众集会，发表演讲，控诉侵华日军暴行，宣传中国抗战，争取了美国舆论同情。

    1940年6月宋子文又作为蒋介石的特派代表前往美国，以便直接与白宫及有关部门进行交涉。

    国民政府还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对美国的依赖及追随美国的意愿。

    1940年秋，远东局势遽然恶化。9月22日，日本悍然出兵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向南扩进的关键一步，直接威胁到英美在这一地区殖民地的安全；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事同盟条约》，结成法西斯侵略同盟，美英在远东太平洋地区面临着更严重的威胁。日本政策的这一变化在蒋介石看来，反而是为中国提供了机会，他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到：“倭本身发动南进与非攻美不可之因素俱已存在……故美欲缓和倭寇，绝不可能生效。”他认为，美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这给中国与其在远东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争取更多的对华援助带来了机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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