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昏君的牺牲品——半兽三吏（18）

    需要注意的是，两汉酷吏之所以称“酷”在于也仅在于其杀戮规模极大，却并无唐朝酷吏晒翅、十种大枷、请君入瓮、驴驹拔橛、犊子县、翾尾榆（巨枷）等令人发指的变态刑具，也无人编写《告密罗织经》之类教人龌龊阴谋的邪恶教材，更无霸占同僚妻子又侮辱其母的恶行。{17}事实上，两汉酷吏除田广明曾有之行，王温舒、田延年两人贪污外，单就财、色二字而言，个人操守集体性地近于完美，而东汉黄昌在蜀郡太守任上与失散多年的妻子破镜重圆，更是堪称执著于爱情的典范。两汉酷吏整体素质高过后世历代，特别是唐朝酷吏。

    正是由于认识两汉酷吏所面临的客观形势乃至其个人品质，无论司马迁、班固还是范晔的评价中多有赞语，极为客观公正。

    司马迁评价西汉酷吏，“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寖以秏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班固之论概同于子长。范晔评价西汉酷吏：“若其揣挫强势，摧勒公卿，碎裂头脑而不顾，亦为壮也。”对东汉酷吏的所作所为，则称其为“厌快众愤”。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帝国法律与帝国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严重对立。

    对百姓而言，帝国法律明确规定杀人者死，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却明确宣扬为父报仇乃是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礼记》甚至详尽规定出根据亲疏远近有所不同的报仇规则：“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18}

    对国君而言，秦穆公丢失了几匹善马，三百余名岐下野人捕获善马又将其分而食用，负责官吏破案后要按照律法治罪。穆公却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不仅没有治罪，反而赐三百余人酒，予以赦免。后来这三百余人跟随穆公与晋国作战，在穆公即将失败的危险关头拼死作战，以报食马之德，秦国转败为胜。史家称道穆公仁惠爱民的美德，却无视这也是枉法纵罪的行为。

    对官吏而言，钟离意任瑕丘县令，县吏檀建盗窃，钟离意在檀建叩头服罪后却不忍加刑，只是安排他休长假。檀建的父亲知道此事后为其子设酒说：“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命令檀建服药自尽。{19}安丘县男子毋丘长杀死侮辱其母的醉汉，胶东侯相吴祐获知他有妻无子，即命令逮捕其妻送入监狱同宿，为孝子延续血脉。临刑之前毋丘长咬下手指，含血嘱咐其母：“妻若生子，名之‘吴生’，言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儿以报吴君。”因投缳而死。{20}钟离意明知故纵、吴祐滥用职权，没有人指责两人侵犯了帝国法律，众口一词称赞的是他们的德性和仁义。

    很大程度上，道德在帝制时期高于法律，班固在《汉书》卷二十三《刑法志》中写道：“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开篇，就引孔子“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话，明确为政之道首重德、礼，其次才用政、刑。借圣人之言立论之后，司马迁没有止步，而是用更加平直的白话进一步声明这一道理：“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

    帝国官吏无论是否酷吏，其行为或多或少都会被如此意识形态所左右。“（史）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贷。”{21}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

    至此，意识形态对帝国官吏的要求升级，严刑峻法成为低级无能的代名词，理想的模式要求罪犯被感化后主动选择认罪伏法，这就是所谓的以义行诛。这已经超越了帝国绝大多数官吏也包括酷吏的智慧和能力。受到整个社会的批评最后死于非命的酷吏，很少是因为触犯了法律，恰恰是因为他们严格执法虽然维护帝国法律的尊严却挑战了道德规范的权威。

    那么两汉酷吏严格执法的动因又在何处？

    第一是他们特殊的成功经历。如前所述，酷吏绝大多数出身寒微，完全凭借自身的努力寻找出一条通向人生之巅的通道，而这条通道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皇帝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诱惑而歪曲了的，他们赖以安身立命之本，就是作为帝王严刑峻法的工具存在。

    第二是他们的文法吏身份。西汉路温舒谏宣帝尚德缓刑时曾言及“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西汉酷吏乃是秦朝文法吏血脉的直接延续，韩非子对文法吏的绝佳描述是“吏不必贤，能守吾法而已”。换句话说，法家只需能够严格执行法律法令之行政工具，而不需甚至不许官吏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事实上，酷吏群体非常关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集体性的信仰缺失，他们极为聪明但又不像儒生那样拥有相对确定不移的人生信念，因此一旦看透这个世界的冷酷面就会陷入悲观，面对历史的冷酷却无计可施只有彻底的绝望，绝望而又没有任何世俗的或者宗教的信仰来救赎其灵魂，不可避免的结果必然是脱胎换骨成为一架没有任何感情的机器机械地为了残酷而残酷下去，这一点在酷吏面对皇权无能为力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构成所有酷吏之所以为酷吏的深刻心理根源。也正是因为他们是一批没有信仰的人，因此也才是历史长河中无数英雄人物之中最接近凡人的一批个体。</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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