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昏君的牺牲品——半兽三吏（17）

    酷吏群体中出任地方官的几乎每一个人，施政都追求迅速见到成效，史传中的记载比比皆是。郅都到任济南后“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王温舒九月到任河内，十二月就已经杀戮千余家；阳球任九江太守“设方略，凶贼殄破，收郡中奸吏尽杀之”。其治理效果毫无例外都是不出数月而县中大治，岁余而郡中道不拾遗。

    酷吏没有耐心从事需要积年累月方可取得功效的项目，严刑杀伐确实可以立竿见影，但是琐碎繁杂的基础积累工作才能起到润物无声移风易俗的持久功效。雷厉风行的背后恰恰也就是政策不可持久的必然，因此酷吏的所作所为往往只是起到一时的效果而不见有常久的影响。特例是张汤和赵禹，长期的京官生涯造就他们隐忍而富于谋略规划的性格，他们制定的法律、做出的政策也就对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酷吏第一次严酷和高效获得天子的鼓励之后，他们一旦判断出此即正确之途就会变本加厉，每一次杀伐获得天子的纵容甚至奖赏之后，必然被引发屠戮的升级，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酷吏触目惊心的绰号，郅都号为苍鹰，宁成被称为“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王温舒的部下号称虎中之冠，严延年为屠伯，董宣是京师卧虎，“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府寺”说的是樊晔。

    部分酷吏意识到了自己的血腥，帝国仕途的险恶与残酷驱使他们采取措施保护自己，这就是廉洁。或者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自身智慧的局限，或者是因为性格的偏激，部分酷吏所具备的那种极端的廉洁，仅有极个别帝国官吏可以达到。

    张汤死后家财数量正好等于他为官以来的每一笔俸禄、赏赐之和；周纡去官之后需要为人做零工制作砖坯才能维持生计。郅都任济南太守的时候甚至要和家中断绝一切联系，赵禹禁止自己参与社交活动，都是担心亲朋中有人可能影响到执法。可资对比的是西汉开国元勋、时任相国的曹参，“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后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⑩。同样是为坚持自己而必须拒绝，曹参的艺术性显然远胜于酷吏。相当一部分酷吏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却没有看到这个本质需要用一件华丽的外衣装扮，或者根本不会用华丽的外衣来装扮，当他们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裸地行事的时候，在世俗眼中便是惊世骇俗了。

    然而即使如此廉洁、忠于王事、有如此大的功劳，最后依然很难获得良好的结局。断送绝大多数酷吏的正是包括权力架构、制衡模式和法律体系在内的帝国制度。帝国法律的完备是惊人的，武帝时期“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11}。汉承秦制，简单罗列几条秦汉法律条文即可知晓其详尽完善程度。

    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对偷盗耕牛的处罚规定：“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12}少年甲盗牛时身高六尺，没有达到六尺五寸（约合今150厘米）的标准，于是拘押一年之后等他长高到六尺七寸的时候再予以判决。有对粮仓中发现鼠洞对主管者的处罚规定：“仓鼠穴几何而当论及谇？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赀一盾，二以下谇。鼷穴三当一鼠穴。”粮仓中发现三个以上鼠洞，将处以主管者罚金一盾的处罚。

    汉简《二年律令?盗律》中的法条，对盗窃财物的行为，根据涉案价值不同详尽规定出不同的刑罚：“盗脏值过六百六十钱，黥为城旦舂。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完为城旦舂。不盈二百廿到百一十钱，耏为隶臣妾。不盈百一十到廿二钱，罚金四两。不盈廿二钱到一钱，罚金一两。”{13}

    何种行为触犯何种条律，应予何种处罚都有详尽的规定，并有大量案例可资援引。纯粹理论上而言，严格执法不会有错，事实上酷吏少有故意犯法之人，他们的杀戮虽然触目惊心，却都有帝国法律具体法条的依据，王温舒为了加快行刑速度，处心积虑地设置私人驿马上奏朝廷以获得批准，正是严格遵守法律的表现。

    然而帝国法律除去详尽与完备之外最为重要的特点乃是其宽广的弹性空间。一是因为“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二是因为帝国法律的四大组成部分律、令、科、比存在互相抵触之处，因此出现法律适用的混乱，“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14}。面对同一罪行，熟悉法律的官吏既可以找出轻判的律条和判例也可以适用重判的律条和判例，西汉成帝、哀帝时期的尚书陈咸常常劝诫其子孙：“为人议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即是两汉官吏自由裁量权的明证{15}。

    既然如此，如何利用这样的弹性就需要不同的标准。这标准一是政治形势二是执法之人。二十四名酷吏所面对的政治形势，范晔有过精练的概述：“（西）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杰）健者则雄张闾里。且宰守旷远，户口殷大。”因此“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宄，先行后闻”。东汉的情形另有不同，“阉人亲娅，侵虐天下”。从和帝统治时期开始长达百年的外戚、宦官轮番执政荼毒天下。这正是需要也只有重典才能弹压的乱世，所谓“非吏敢酷，时诱之为酷”{16}。因此才有西汉“积骸满阱，漂血十里。致温舒有虎冠之吏，延年受屠伯之名”，东汉“至使阳球磔王甫之尸，张俭剖曹节之墓”的情形出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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