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尊者的罪身——张汤之殇（11）

    张汤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全拜武帝所赐，实践又证明武帝的权威又不容有任何的质疑，于是他处心积虑地维护武帝的至高权威，君臣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廷尉需要向天子上奏疑难、重大的案件请求裁度，张汤的做法是，一定先把案件来龙去脉说清楚，尽可能罗列出可供参考的判决意见。这就使得武帝仅须将符合自己意图的建议选出即可，最终却仍然能感觉得到正是自己做出的最后决定。张汤则按照武帝的意见形成最终的判决，并以武帝的名义记录存档成为“廷尉挈令”，补充进入帝国法律条文之中，突出武帝的贤明。张汤可以确定，武帝一定对自己的紧紧跟随极为认可，也应该对自己的小心谨慎感到满意。

    总体而言，如此行事并不会危及他人，算是一种无奈而乖巧的生存技巧。真正值得深思的是，张汤因着春秋决狱的便利无原则地迎合武帝。武帝必欲治罪，张汤就安排严酷的掾史负责，武帝想要赦免，张汤就启用宽厚的僚属办案。

    简单的评价是，张汤卑鄙而龌龊。不过，给这么聪明的人一个如此简单武断的断语，未必就是聪明之举。本朝法律的实质是，皇帝将最高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身份集于一身，换句话讲，只要是武帝欲置之于死地的人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只要是武帝想要赦免的人就万无死去的担忧。

    或许张汤正是因为已经透彻看清了这一点，才不愿再做无谓的挣扎。结果已经可以预见而且绝不可能更改，坚持原则强加给武帝一些羁绊，并不能更改罪犯或者悲剧或者喜剧的结果，却会因为触怒武帝而必然给自己带来悲剧。来自内心深处的这种无助和绝望，使张汤卸下了一切道德顾虑，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就只剩下一副裸的小人嘴脸和不堪入目的鹰犬角色。

    庆幸的是，张汤在自己权责范围内的所作所为。面对犯法豪强，他一定巧立名目以定罪；面对编户平民，他在多数情况下总不忘记请求武帝从轻发落。

    以今天的观点看，这算不上严格执法，从道德的角度讲，却有可观之处。

    七　见知故纵

    张汤已经看出武帝尊崇儒家同时并重法治的方略，而他将两者结合得最为精妙。元朔五年（前124）中尉赵禹迁任少府，张汤与他合作，颁定“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这一法令确保武帝对整个官僚集团的控制强化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见知故纵，是指知悉他人图谋或者正在实施违法行为，若不检举揭发即视为故意纵容犯罪；监临部主，是指主管或者监察官员知悉下属官吏或者治下人民图谋或者正在实施违法行为，若不检举揭发视为故意纵容犯罪，应负连带责任。当然，如果事先并未得知则可以不必连坐，“不见不知，不坐”。

    所有官员被逼入两难境地，如果见知而不检举则获罪，如果下属犯罪而不见知又是失职之罪。东京时期的一则诏令可以说明此点，桓帝建和元年（147）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明白指出刺史、郡守对赃官负有纠举之责，失职就要受到惩处。这部法令实质在于明确上级官员将因为下属官员犯罪而一并获罪，逼迫每一级官员严格监视并管控其直接下属，其后类似案件便接连不断。

    庄青翟第二次出任丞相后期，窃贼潜入文帝陵园霸陵，盗掘陪葬铜钱{13}。丞相在上朝时与时任御史大夫的张汤相约，为盗窃案向武帝请求失职之罪。满口答应的张汤在最后变卦，他的考虑在于，四季定期巡视先帝陵园以确保安全乃是丞相职责所在，却并不在御史大夫的管理范围，失职在彼而不在己。武帝接受丞相的自我检讨，命令御史依照律令拟定丞相应受的责罚上奏。张汤拟定弹劾丞相的条款，正是见知故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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