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最后，作者须要说一些话。因为书中涉及到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就是妇孺皆知的“诛十族”。对于此节，仅靠文学演绎难以阐释周详，故借鉴一些史学手法加以论证。

    关于朱棣诛方孝孺十族一事，在中华可谓妇孺皆知。此次空前绝后的屠戮，更是成为永乐暴虐之铁证。然事实果如此乎？且看笔者以下分析：

    诛十族一事，不见于明清两代官修正史。民间史书中，凡为史家公认可奉为经典者（如谈迁之《国傕》）亦都未载，只见于部分野史和杂史之中，其中最早者当为大才子祝枝山所著之《野记》，出自名家者如晚明朱国桢之《皇明逊国臣传》，最似权威者如清代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现将三文悉数摘录如下：

    文皇既即位，问广孝谁可草诏？广孝以方对，遂召之。数往返，方竟不行，乃强持之入，方披斩衰行哭。既至，令视草，大号，詈不从，强使搦管，掷去，语益厉，曰：“不过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问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于是尽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为方友者杀之。（《野记》）

    “孝孺投笔哭骂，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逊国臣传》）

    文皇发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启曰：“臣有所讬。”上曰：“何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文皇首肯之。及师次金川门，大内火，建文帝逊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绖号恸阙下，为镇抚伍云等执以献。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狱，使其徒廖镛、廖铭说之。叱曰：“小子从予几年所矣，犹不知义之非!”成祖欲草诏，皆举孝孺，乃召出狱，斩衰入见，悲恸彻殿陛。文皇谕曰：“我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劳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笔札，又曰：“诏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数字，掷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声愈厉。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复锢之狱，大收其朋友门生。（明史纪事本末）

    且不论以上三文以及各类相关史料之互相矛盾，仅就各文中之所载而言，便都有一个谬误之处，便是朱棣在命方孝孺草拟登极诏时自称为“朕”，表明其业已践祚。（《野记》中朱棣并未称“朕”，然其开篇便有“文皇既即位”字句），这是不合情理的。

    众所周知，登极诏应在登基当日立刻发出（《明史 嘉礼 登极仪》中言永乐登基草率，所以仪式情况不太清楚。但翻阅关于明太祖和明仁宗等人登极仪之记载，都是在登基同时下发登极诏），那这种至关重要、且需反复斟酌的诏书自当在登基之前就已备好。当时朱棣尚未登基，如何能在命孝孺拟诏时自称为“朕”？而且我们还知道，朱棣得位不正，登基时天下大半尚未归附。为迅速向天下宣布称帝，造成即成事实，登极诏就更是不能有丝毫耽搁，而是会在登基后的第一时间尽快发出，这就更不可能有朱棣在登基称帝以后才慢慢命人拟诏这种荒谬之事出现了。 可按照各类稗官野史论调，朱棣既自称为“朕”，那诛十族事件发生的整个流程应是：永乐登基→命方孝孺草拟登极诏→双方发生争执→永乐怒而诛方孝孺十族，这种向后顺序与逻辑、常识完全不符。

    当然，有人可能以为：永乐也有可能在登基以前就自称为“朕”！这种看法看似不无道理，但究其实却经不起推敲。永乐是打着“周公辅成王”旗号发动靖难的，尽管天下人皆知此不过是一幌子，但明面上，永乐必须要维持自己的“周公”形象，称帝时也必须做出情非得已的姿态。而且从后来朱棣篡改《太祖实录》，在《奉天靖难记》中极力美化自己，以及严控天下舆论等诸般情事中可知，朱棣极为在意自己在靖难中的“周公”形象。既如此，他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在登基之前便自称为“朕”，如此既无实际意义，又落人口实，以朱棣之心智不可能犯下这种低级错误。

    一个事件的发生，必须同时具备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现在既然连最基本的时间都无法对应，那这诸多杂史中关于诛十族的记载，自然也就只能归于“虚构”了。

    接下来，我们再对《明史记事本末》中之记载做一剖析。《本末》中之内容，可称的上是这诸多记载中最似权威者（之所以如此认定，一是此记述最详细、流传最广；二是后世诸多版本，大都与其大同小异；三是因其前半部分与《明史》中的记载几无二致，只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声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独不顾九族乎? ’孝孺曰：‘便十族奈何! ’”之语，亦未记载成祖有诛方孝孺十族。《明史》为官修正史，史学地位较普通史料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记载与其近似，那我们在做考证时亦相应加以重视）可《本末》中除了“朕”这个错误称谓外，还提到了一个名词“殿陛”，这也就是说，朱棣是在紫禁城内命方孝孺拟诏。若此记录为真，那我们就必须分析一下，永乐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拟登极诏书的呢？

    我们查阅《明太宗实录》可知：燕军于六月十三日破城进京。当晚，朱棣宿城外龙江军营。六月十四日，诸王和文武群臣劝进；六月十五日，诸将继续劝进；六月十六，诸王和群臣再劝进两次，而劝进的地点均为龙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后，在返回龙江途中，才在诸臣的“强迫”下，到奉天殿登基。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明太宗实录》中关于六月十三到六月十五日的记载为实。原因很简单：每个华夏皇帝登基之前都要有劝进这道程序。朱棣得位不正，之前又一直打着“周公辅成王“的旗号，因此更需要借此来证明自己登基乃情非得已。而他纵然再厚颜，也不可能一边自诩要做周公，一边先跑进紫禁城里住下，等下属前来劝进。故六月十四与六月十五两日，他肯定待在龙江营中，而无可能在紫禁城里命人草拟登极诏，方孝孺自然也就无可能在此期间 “悲恸彻殿陛”。至于六月十三日晚，朱棣是有可能进入紫禁城，不过当时刚刚破城，百事芜杂不说，群臣的劝进亦尚未开始，他自无可能急不可耐地于此时命人拟诏。所以，可以排除六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草拟登极诏的可能。

    其次，我们再来看六月十七。这一天是登基日，之前我们已经说过，登极诏必须精心准备，不可能于登基日仓促起拟。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朱棣一直坚决不答应登基，直到这一日，朱棣谒孝陵后，受群臣“胁迫”，不得已答应登基。仅从此处推断，登极诏倒是有可能于登基后仓促起草。但实际上，我们翻阅《明史 杨荣列传》，里间有“成祖初进京，荣迎谒马首曰：‘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遂趣驾谒陵”的话语。杨荣是建文旧臣，但金川门之变后立即归附了朱棣，且后来杨荣终永乐一朝圣眷极隆。这样的人物，岂敢在朱棣还没有答应登基，依旧打着“周公辅成王”旗号的情况下，就冒然说出‘即位’这种犯忌讳的话语？如果他真在这种至关重要的场合失言，他又岂会在永乐朝仕途畅通？所以，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朱棣在永乐十七日以前，便已答应登基。

    需要指明的是，《杨荣列传》里的“成祖初进京”，应是指六月十七日正式进京即位。虽然理论上十七日之前朱棣也有可能进城，但那时朱棣依然在自称要“周公辅成王”。杨荣要在那一日就说“先即位乎”这种话，肯定会被朱棣杀了。而且《明太宗实录》也记载，朱棣是在六月十七日谒孝陵。

    分析到这里，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明太宗实录》中六月十七日的记载是半真半假，谒孝陵是真，但被群臣逼迫登基则是假。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明太宗实录》为明朝官修国史，需美化朱棣，故才捏造出他“受群臣胁迫”，不得不“勉为其难”答应登基之事。

    既然朱棣在六月十七日受群臣“胁迫”仓促登基一事为虚构，而他在登基当日才命拟登极诏的可能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六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那登极诏的起拟时间就只有六月十六了。由此推知，草拟登极诏的时间，就是在朱棣答应登基之后，进宫正式即位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其中最有可能就是六月十六日当晚！而在这段时间内，朱棣住在龙江大营（如果这天就进宫了，杨荣又如何在第二天“迎谒马首”呢？）。所以，在朱棣命拟诏书时，方孝孺或许可以“悲恸彻军营”，但绝无可能“悲恸彻殿陛”！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将每段史料拿出，逐一驳斥。但窥一般而见全豹，连流传最广、最似权威之《本末》记载都能轻易被证明为伪，这诛十族之真伪便很成问题。故笔者以为，朱棣的确诛杀方孝孺，并对其家人大肆株连，但这不过是古代帝王剪除异己的惯常手段罢了，虽则惨烈，但在当时并不出格。所谓“诛十族”，应是无中生有。】

    （第二卷 完）</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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