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写作的收获一（2）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社会在发展，当代人就需要读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解释、讲述、评点。而对历史之发现或重新解读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人生社会的底色。如果人们抛弃崇高一类的意识形态说教，却进入了猎奇、寻戏、找乐的油滑之中，对历史任意作践，人们的生活将仍是浅薄的。即使如此，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的东方大国的国民仍会寻求历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寻求历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每隔一段时间仍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们对历史写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有现代化史以来最为诡异的时期。当代人不仅想从中获得史观、从中获得教益，不仅想知道“那些事儿”，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现实人生社会中的坐标。同样，人们对历史和讲史者本身也有着认同方面的现代性要求。

    这种现代性首先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是目的”。这种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现。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因为“人”不是学者，“人”不是哲学家，“人”不是大师；“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极远的全称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这种现代性的成就在中国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可以交流沟通的中国人，一个如所说有幸福追求、有尊严的中国人。但显然，一个中国作家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者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网络写手也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可能都能呈现出历史或现实的某种面相，但他们很少呈现历史与当下的一体，他们很少让当代成为历史写作里的历史。

    蒋廷黻曾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蒋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叹息国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待后人超越的对象。他的历史写作结果是一个“中国学者”而非中国人的作品。

    我在《中国劫》中曾偏激地说过这样的话：是以唐德刚、黄仁宇这样的历史学家，仍不免于政治历史学家之讥，他们坚持“国家劫数”的长程合理性，实则为每一段国家政治做了辩护，即近代以来一切中国人的灾难、战争、生灵涂炭，无不服务于二百年左右、上下层分别整合的历史合理性。而不知中国人亦人类文明史之一员，不知中国人生命高出政党的使命、国家劫数或历史的合理性，中国人个体生命之一己光华，足以辉耀千古。职是之故，任何有良知之教员都会告知弟子：“20世纪中国无史学，一切皆政治学；20世纪中国无史书，一切皆政党史、革命史、改革史。”而任何有良史之才，一如司马迁将漂母、陈涉、朱家、郭解、优孟等平凡者的言行上升到历史与王公大人的高度一样，真正的历史叙事，当把笔墨倾倒给现代中国的国民。

    四

    长风先生的大著几乎就是我期待的历史叙事。他的作品里不仅有对秦末汉初历史中小人物的关注，也直接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了历史，书中多有他少年时的记忆、大学时代的生活等等。这种把自己植入的做法在抒情文字里多显矫气，在历史叙事中却是一种平实健康的信念。他跟读者、自己的同胞坐在一起，他不是讲课、不是说教、不是发布、不是训导，而是进行有效的交流沟通。借用一个说法儿，我们的历史写作绝大多数是才子佳人之作，是帝王师将相帮闲之作，是或躲在书斋或上了电视的光鲜的学者大师之作，却少有一个现代精神、气魄、理性统一的中国人之作。在向自己的读者交流历史时，作者有必要把自己交待出来，有必要自己站出来。唐德刚曾经这样做过。唐德刚动辄在书中说自己如何如何，其实多有提示读者之用心；长风做得更好，因为他更有平民意识而少有专家学者意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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