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历史写作的收获一（1）

    四五年来，长风先生埋头于秦末汉初历史的研读中，在朋友中间多有人知。这几乎是历史研究领域最年轻一代人的劳作代表。他将如何演绎这一段历史？他有什么深刻、新鲜的高论？讲史如何启明我们当世人的明德？他自己将展示什么样的史观？……这些都值得我们期待。

    在朋友们的催促下，长风先生的初稿终于交了出来。这是两年前的事了。后来，又经历了两年多的沉淀、封冻、打磨，一本20多万字的《流氓与贵族》才跟我们见面。越过最初章节的平淡叙述，在寻找史观、高论、轶闻、名言等等惯常的历史阅读期待失效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长风先生构筑了他自己极具个性的历史写作平台，把演义式的历史叙述融进了现代国民的史论中；他的历史写作中有着传统治史少有的平民精神、人生正义和历史正义。

    二

    历史写作一直是我们近代以来没有完成现代性转换的领域之一，而这种历史写作的现代性又见仁见智。用原始档案来开一代治史风气的蒋廷黻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他在历史写作里率先跳开了我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以新方法、新观念来研究中国近代的外交。由此研究出发，他不倾向于仇外排外。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

    至于天才而英年早逝的史学家张荫麟，曾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编撰高中历史教材的《中国史纲》；其功力与学识举重若轻、取精用宏，引人入胜，乃归入中国史学名著而不愧，至今仍为中国人所必需。贺麟先生称之为“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其书“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家钱穆虽然在多方面回归传统，但他的国史研究仍念兹在兹于返本开新。抗战时期，他在《国史大纲》的卷首，首先对读者提出的就是几条阅读该书的基本信念，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读者要对本国历史持一种“温情的敬意”的态度，而非“对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些历史写作的现代努力几乎被人为中断三四十年之久。到上个世纪十年代，黄仁宇、陈寅恪、唐德刚等人的历史著述介绍出版，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这种不同时空借来的火种并没有点燃我们历史写作的热情，历史写作在我们这里被官学课题、断代工程、网络戏说、媒体专栏、市场商品、东方神秘主义一类的风格占据了。尽管有金观涛、吴思等人的贡献，我国历史至今仍散乱地摆在国人的视野库房里，不入茫然，入库少有所得。可以说，历史写作仍需要当代人的努力。

    三

    没有人否认我们社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一阵“历史热”，但可能少有人思虑历史写作的状态和本质。为什么那些学贯中西的大史学家的著作也不是观止之作？为什么那些因外交屈辱、应政府之请、由抗战热情而产生的历史写作成了我们当代的“史学名著”？为什么历史会热起来？为什么在意识形态之外，当代中国人少有对人生关注的历史底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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