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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崩地解: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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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8)

        魏大中不愧为吏场老手,一篇叙争吏垣事,春秋笔法大盛。阮大铖因与其争职产生矛盾辞职而去,他说“櫆稿具而阮始辞朝”,紧接着又谓“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奄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这种叙述方式实在大有奥妙。

        事实上,他在这里不自觉地使用了叙事学里的因果律技巧。按照福斯特的小说理论,智慧的读者和好奇的读者之不同,在于智慧的读者会“从两个观点来了解:将事件孤立起来看,以及与他前面读过的事物连结起来看”。

        而这里的“櫆稿具”和阮大铖之“辞朝”,原本是两件孤立的事件,只是发生时间的排列顺序而已,除这两位当事人外,谁也无法证明其中的关联和因果。但是魏大中在叙述的时候巧妙地加入了一“始”字,就使它们具备了因果关系的联想,足以让读者自觉地去联想到傅櫆上疏是阮大铖策划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在暗示傅櫆疏是有阮大铖参与其间的。

        魏大中这一大段关于阮大铖的文字,基本都秉承了这种手法,事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排列,除最末“叩马献策”事落在实处外,句句未曾明言阮大铖与傅櫆发难有关,然而却处处暗指阮大铖与此事脱不掉干系,实在老辣之至。

        这便是阮大铖为什么要大喊冤枉,说“汪文言遂诬铖与铨以‘叩马献策’。夫铖与铨在涿州,忠贤在深宫近侍,其马安得而叩之”的原因所在。结合魏大中和刘若愚的记载,余以为基本可以断定他说的没错,他离京时魏忠贤确实在深宫近侍,而阮、冯二人在涿州也确实叩不着魏的马头。

        另外还有一点旁证,也可证明阮大铖当时与魏忠贤还攀不上关系。此条资料还是来自于阮大铖的那位乡人钱秉镫。他说阮大铖辞职回乡之时,“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

        按《明史·阉党列传》,倪文焕之通魏忠贤,是通过崔呈秀的门径,而崔呈秀通魏忠贤,是天启四年九月之后的事。至于倪文焕,更是因谒崔呈秀求救才被引入魏忠贤幕下的,其首功为弹劾兵部侍郎李邦华、御史李日宣、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和林枝桥,但这已是天启五年的事了。因此阮大铖即使通魏,最早也得在天启四年年底之后,也就是要等到崔呈秀通魏忠贤、倪文焕谒崔呈秀求救之后才可以。所以他于天启四年的二月到四月间,压根儿还没找到门路和魏忠贤说上话,若其果有涿州“叩马献策”事,与魏忠贤亲近若斯,则何至于归家之后还要靠倪文焕的门径为之通魏?

        顾炎武与文秉等人,首为门户之见所蔽,次不察斗争中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三未梳理阮大铖通魏所用关节之门径,只因阮大铖与冯铨有交往归家路过涿州,而魏忠贤也去过涿州进香,所以就生生把冯铨“跪谒途次”之“叩马献策”事给硬扣到阮大铖身上,并言之凿凿此事为“万耳万目”所见所闻云云,此种处理态度,不免使人感到遗憾。

        在阮、魏争吏垣事中,魏大中先说阮大铖与东林诸君的矛盾之起,是因左光斗的几次挑拨,才说之后傅櫆对东林党的发难,有阮大铖唆使的因素在内。因此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解决,那便是何以同为东林干将的左光斗要如此针对魏大中呢?

        其实说穿了也并不奇怪。那时候虽然朝中东林党与魏忠贤及齐、浙、楚三党斗争激烈势同水火,可东林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为政见不合而纷争的,有为地域小集团利益不睦的,也有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的,总之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其中,尤以乡党之争为烈,其时朝中以及东林内部的各地方集团之间经常互相攻讦,部分东林党人甚至借助东林以外或对立方之力而大动干戈,且同乡在朝为官者,也经常出现跨越党派互相提携和一致对抗其他势力的现象。如《明史·魏大中本传》就这样说道:

        吏部尚书星知其(魏大中)贤,事多咨访。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时牴排东林者多屏废,方恨南星辈次骨。东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尝驳苏松巡抚王象恒恤典,山东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驳浙江巡抚刘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给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忮,嗾其同官傅櫆假汪文言发难。

        《明史·黄尊素传》则曰:

        是时,东林盈朝,自以乡里分朋党。江西章允儒、陈良训与大中有隙,而大中欲驳尚书南师仲恤典,秦人亦多不悦。尊素急言于大中,止之。最后,山西尹同皋、潘云翼欲用其座主郭尚友为山西巡抚,大中以尚友数问遗朝贵,执不可。尊素引杜征南数遗洛中贵要为言,大中卒不可,议用谢应祥,难端遂作。

        左光斗与魏大中有什么过节,目前不得而知。但左与阮是同乡,而魏大中持论刻峻为人耿直,平时得罪人不少,得罪东林党内的地方势力也不少,因此他与东林党内一些人士有比较大的矛盾也并不奇怪。仅以上两条所引为例,便可知其至少得罪了朝中和东林党内的山东、江西、陕西、山西等地方集团,是以最后地方乡党势力终于跨越政治集团之界限,联合起来对其发难。

        第一个对他发难的,便是言官傅櫆。

        傅櫆,江西临川人,刑科给事中。天启四年傅櫆借汪文言一案牵连弹劾左光斗和魏大中,二度反复后最终酿成大狱,朝中东林党魁于斯役全军覆没,几乎被一网打尽。诸书多云傅櫆此举是为阮大铖指使,并以此为阮大铖投靠魏忠贤集团的发端,余以为此言大不然,盖此实为先前魏大中的春秋笔法所致。</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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