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缠不休的阔科事件（16）

    其中，姜曰广此人又素有“忠诚正直”之名，虽毛帅及部下不逊，在回到北京后，他在奏章中说得依然极为公允，甚至可说是在大力褒扬毛文龙：

    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永历实录》卷六；《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

    褒扬归褒扬，他的话还是说明了皮岛的真实情况。皮岛之兵，“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所以只能做偏锋，用来搞诸如“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之类的行动。以此而言，“能用者只二三万”确实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也与后来山东登莱道王廷试所阅称的二万八千人《崇祯实录》卷二：“五月乙酉朔，日食……癸丑……及登莱道王廷试复裁之，定额二万八千人。文龙大不平，遂上章求饷。”，以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队被整编为四协共二万八千人的数据《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毛文龙传：“乃分其卒二万八千为四协，以文龙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主之。”，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出入，且和陈继盛所说岛上实额“未满十分之一”之言亦大致对应。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姜曰广虽然肯定了毛文龙部队可以“设伏用间，乘敝出奇”，但他在皮岛阅视部队后还曾经说过：“其言牵制，非也。鞭长不及马腹也。”《国榷》卷九十，崇祯二年六月。这说明他认为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并不是很大，显然无法对后金比较重大的军事行动起牵制作用。这位行事持正又亲临皮岛检察的当事人所说的判语，不但明确了当时皮岛的兵力状况，也为我们判断毛文龙在当时明清辽东战局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依据。

    皮岛长期以来有着如此之大的粮饷出入，而崇祯帝新登帝位便着意于精兵减饷，一再要求兵部和各地都严查冒饷之事，又十分注意辽东战事，马上起用了被魏忠贤闲置的袁崇焕复镇辽东，在此局面下，如果东江真的移镇成功，一旦袁崇焕或其余朝中大臣又继续参奏东江的话，则毛文龙冒饷冒功等事必然事发。而此刻毛文龙又已置于宁锦之地，不复当初拥兵海外、朝廷投鼠忌器的局面，一旦真要对他进行处置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文龙畏惧之心油然而生，是故绝不愿移镇宁锦。

    另外在《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所载之塘报中，虽然毛帅几乎封封不忘索饷，但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却各有一封相当之长的算账塘报，乃是与登抚及户部打官司的，其中说朝廷发放的饷银与东江实际发放数之间的巨大差额，是被他手下几名不法分子给贪污了，但其口径显然前后不一。

    如天启六年八月初九塘报说，其麾下毛应时、吴宗武等三人，于天启三年出任差官，先时对商票每百两扣二十，后来干脆加三加四扣之；但到了崇祯元年正月十九的塘报，此数字则一变为加二加三扣之，其间之差异有一二成之多。同时在崇祯元年三月廿六日与旧登抚武之望的打官司塘报中，可知他那三个手下早被武之望扣押登州，他当时从武之望手中索之不得，于是此际改而指控武之望包庇罪犯不放三人出海，以及三人种种罪行，可到了十月的塘报毛帅却又说“见今三犯监禁登府，专候勘问查理”云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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