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毛公案（2）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及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著，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了，如在其《权与血：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1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道：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从樊树志先生指阎崇年是自“崇敬与偏爱”这个立场出发来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应该是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与台湾李光涛先生一样，都是感情用事所致，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是“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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