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欠饷而死的巡抚（3）

    万历在不见外廷大臣期间，对所有和他私房钱无关的奏章也一概不搭理，以至于大明朝的官吏缺了一半而无法任命。关于这些情况，史家所言就不多说了，论著汗牛充栋，就是小说家金庸先生在他的历史杂文《袁崇焕评传》里，亦有如是说：

    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大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翀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金庸先生这两段，除“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一句似打击面太大或可商榷外，其他所言甚是。

    清朝撰《明史》的作者们，则在《神宗本纪》中说：“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而清高宗乾隆在其所撰的《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也这样说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

    这两说所言，都基本符合后世史家的公论，即明之亡，始于万历之手。

    万历此人甚好钱，有人说乃因他母亲是农民之女，受他母亲影响所致。这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后来的崇祯皇帝虽然没什么寒门背景，而且还很勤政，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也很吝啬皇家私房钱，也就是内库中的内帑。不过他和万历有一点是不一样的，那就是他不像万历那样几乎一毛不拔，可他对动用内帑还是非常敏感，这也许和他对自己的形象极其看重，死要面子有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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