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8）

    《明史》盖出黄宗羲弟子万斯同之底本，而独采其栩栩有伯仁由我而死之意，曰六君子死后大铖“对客栩栩自矜”，隐钱氏之后“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之解，无非是因阮大铖在崇祯初指责东林与魏氏一样通内乱国，弘光时又对东林、复社中人大加迫害，故特欲以此揣测之语重其罪，后遂为一时众口铄金之词。其实此等指证，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耳，实为莫须有之手法。

    因此，阮大铖和魏大中争官产生矛盾，之后对东林诸君及魏大中口出怨愤之言，属情理之中，当是不会错的；但是说他参与陷害六君子，害死魏大中云云，则实为子虚乌有之言，故崇祯初他虽因《七年合算》疏为朝野东林群起而攻之，最后也只能以“阴行赞导”这等避实就虚、迹近传言之名定罪。说其为“阉党”分子，无非是他的求官之举或可有迹，终究还是查无实据之名。是以顾诚先生说“阮大铖为人小有才，本非志节之士，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贤逆案是否恰当又是一回事”，实为持论中正之言。而近代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亦有一节专门论及阮大铖，其论余以为亦颇中肯：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严嵩）之钤山，王修微（江南名妓，号草衣道人）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南中《防乱公揭》之出，东林士子之所以要以东林创始人后代顾杲为首，其意义无非是清理门户，其次则是天启死难诸家代表黄宗羲，是为高举国仇家恨之大旗，所谓名正言顺者也。而以次列名者总计一百四十余人，也都是当时的士林名人。此揭出后，发起人之一陈贞慧说：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幕友，酒阑歌遏，襟解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铖归潜迹南门之牛首山，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陈贞慧：《书事七则》。

    陈贞慧的这段言辞间，自觉功德无量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而吴应箕的《防乱公揭》更是起首就说此举乃是“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舍身忘家的大事。当然，陈贞慧也不会忘记仔细描绘一番阮大铖这个“庐儿崽子”之后的狼狈状，将其狠狠奚落了一番。东林—复社一脉对阮大铖此种赶尽杀绝之举，确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最终杜绝了其人悔改自新之路，以至于阮大铖在弘光朝得意后，开始对东林—复社一脉进行大肆报复。

    话说回来，就在南中的这些自谓国家栋梁的东林系士子们奋勇“捐躯捋虎，为国投豺”、不顾身家性命、全力以赴忙着把唱戏写文的阮大铖赶出秦淮河、为国为民除大害时，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嗣昌实施了他精心筹划的“十面张网”战略。大明朝两位出色将帅洪承畴和卢象升，统率着大军，如东林系士子们高喊的一样，在西北方面“捐躯捋虎，为国投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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