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17）

    清永瑢、纪昀等编纂的《四库总目提要》于《东林点将录》条下云：“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今本缺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乙丑於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茂春、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闻《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弘乃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辞。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於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朱彝尊嗣父朱茂晖是“复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其生父在“防乱公揭”一案中以“不宜过激”之由未参与其事，为当事人之一。阎若璩为有清一代考据大家、朴学宗师，又推崇黄宗羲、顾炎武等为“十四圣人”，谅其无由为阮大铖掩过。朱、阎二人均言《点将录》上有阮大铖之名，则此事非为孤证，且符合若契同列“没遮拦”之号，当属可信。纪昀等人的《四库总目》对《点将录》作者为王绍徽，以及其中人物变异之考辨甚为有理。《点将录》有阮大铖者，应早于天启五年左、魏被杀，阮大铖起复光禄卿之前，盖因其为高攀龙弟子，又亲左光斗，名属东林，其时附忠贤之意尚未显也，不然无能将其入之，此当为王绍徽原本。之后增损之本，或许因其名列“钦定逆案”而去其名。而文秉记载，本就说是旧时传闻之言，已有出入，如《同志录》当为崔呈秀所作，而其所见，亦或为后来增损之本。。

    自天启四年六月到十一月，东林、阉党双方的斗争长达五个月之久，王绍徽又甚为魏忠贤引重，左光斗一去便即刻被引入要地，是“阉党”集团的紧密人物之一。如果说魏大中等人在天启四年十一月之被罪及次年被杀，有阮大铖参与的话，则其早已与魏忠贤等人为一党，王绍徽没理由不知道杨、左、魏之被罪，其中有阮大铖的功劳，即使上任之前不知，上任之后也断无理由不知。而《点将录》恰恰是在左、魏等获罪去职，王绍徽上任之后才作成献与魏忠贤的，若果有其事，其中绝不至有阮大铖之名。

    又，若谓阮大铖于乡里可操北京朝中事，陷害左、魏诸君子，其消息灵通、传递之速一至于斯，则又何至于在魏忠贤得势开始大肆报复东林君子时，让自己名列《点将录》。

    其三，阮大铖在崇祯初归乡闲住之后，组建“中江社”，皖中名士一时响应，可见其阉党名声不显，当无实质性的劣迹曝光，而复社名士钱秉镫也加入其中，后于崇祯五年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劝出。弘光年间，钱秉镫为躲避阮大铖对东林一脉的迫害，逃往吴江避难。钱秉镫是桐城人，先前和阮大铖来往颇多，在杨、左等人被害之后，其记曰：

    大铖方里居，虽对客不言，而眉间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实非大铖所能为也。大铖与同志相呼应者，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数人耳；而用以通阉者，倪文焕也。钱秉镫：《藏山阁文存·皖髯事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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