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阉党”和明清之际的党争（4）

    此刻的残明南京政府中，东林一脉人士占据了相当优势，可以想见他们当时必然非常惧怕小福王朱由崧继位后来个秋后算账，对东林党人进行打击报复，因此他们是怎么都不会愿意看见小福王朱由崧坐上皇位的。

    对此，《明史》亦有记曰：

    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及“梃击”、“移宫”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

    而当时另一位实权人物，东林烈士左光斗的门生、残明首席重臣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态度，则显得模棱两可摇摆不定。他一方面心知无论是论长幼还是论血统，都是福王朱由崧当立，如果另立他人，尤其是立从哪方面看都不太合适的潞王朱常淓，只怕马上就是一场天大的，这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下，是相当冒险的举动，完全无法预料后果。

    可问题在于他又是东林魁首之一左光斗的得意门生，对福王一脉继位必然也和大部分东林党人有同样的疑惧，再加东林势力对拥立福王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使得他非常矛盾。在此种难以取舍的情况下，他悄悄赶赴几位藩王所在地的管辖长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处，与其商议大计。

    他之所以要去和马士英商量，并非因为马士英和他私人关系好或者其人官位够高，也不是因为马士英见识过人，而是因为马士英督下有着几镇总兵率领的大批部队，手里抓着枪杆子，而福、潞两位热门候选藩王此刻又恰恰在他治地内驻足，因此无论想立谁做皇帝，都必须先要和他达成一致，在这个时候，马士英可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种对形势的最基本认识，史可法还是有的，而且说做就做马上约见马士英，在浦口与之密谈。从此点看，史可法比之钱谦益之流，政治眼光还是高了不少。

    而马士英此刻的态度颇亲东林，也有心要立个大功，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秘密商定出一个两不得罪的折中方案，即放弃福王和潞王，拥立桂王朱常瀛。史可法遂于到达浦口的第二天，写信回南京，提出了拥立桂王，同时由潞王仿照古兵马元帅之制暂时统率兵马的方案。姜曰广：《过江七事·计迎立》。此书原署名陈贞慧，笔者手中由北京古籍出版社于2002年9月出版的《三朝野记·外四种》内，署名亦如是。但据顾诚先生考，此书当为定策参与人之一姜曰广所作，之所以误挂陈贞慧名下，乃因陈氏有著《书事七则》，书名相仿而至讹误。

    而盘踞在南京的东林势力，其实只要不是福王朱由崧继位，无论选谁都是不会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接到史可法的方案，礼部就马上准备了各种仪仗，打算出发去广西接桂王到南京继位。

    由此可见，“拥潞”一派的东林党人所谓的为国“立贤”，压根儿就纯粹是为自身利益而罔顾社稷打出的一句口号而已。倘若他们真的是为了国家社稷“立贤”舍福王拥潞王，则当坚持“拥潞”力争到底，这一国之君、皇帝人选，岂是能如儿戏一般说换就换的？！

    从这点上说，钱谦益、吕大器等人比之万历时期的东林前辈们，风骨相去甚远，正是东坡居士所谓的一蟹不如一蟹。无论那些东林前辈出于什么原因，单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就敢不惜丢官丢脑袋，敢不顾私利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皇帝以及反对势力抗争到底这一点，就远比钱谦益等辈强得太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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