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国“黄色小说”的鼻祖？（3）

    赵婕妤死的那天，长安城狂风大作，灰尘扬起，遮天蔽日，“殡尸不冷而香”。一月后，她的儿子刘弗陵即位当皇帝了，怀念母亲，“更葬之，棺空，但有丝履”，可能真的成仙了。在后来汉武帝为赵婕妤修建的通灵台上，经常出现一只青鸟往来，唐人张祜《钩弋夫人词》因此写道：“惆怅云陵事不回，万金重更筑仙台。莫言天上无消息，犹是夫人作鸟来”。令后世靠“妻以夫荣，子以母贵”的女人们胆寒的是，汉武帝“留犊去母”的故事竟演化为一种国家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达到了顶峰，北魏仿效汉武帝“立子杀母”，一直延续了好几个朝代，那时候因为“子为储君，母当赐死”，不知有多少六宫嫔妃在夜间暗暗祈祷上苍：生孩子千万生个公主，别生龙子啊！后来，幸亏宣武帝元恪笃守佛法，不忍杀生，“立皇子(元)诩为太子，始不杀其母。”废除了这一野蛮而残忍的制度，赵婕妤们因生子而遭祸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丧权辱国的仁德之君

    丧权辱国，这四个字往往和大清朝的慈禧太后连在一起，和“辛丑条约”、“马关条约”等卖国条约连在一起，和港、澳、台的命运连在一起；提起“仁德之君”，往往使人联想到开创“文景之治”的汉文帝、汉景帝，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丧权辱国”和“仁德之君”一般情况下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但就有这么一位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集这八个字于一身，虽然有历史上的客观原因。

    明宣宗朱瞻基，就是这么一位皇帝。

    朱瞻基以开创“仁宣之治”载誉史册，“仁”说的是他的父亲明仁宗朱高炽，实际上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宣”就是指的朱瞻基，由于他出色的德政和治道，大明朝盛世在他这一代达到了黄金时期的顶峰，历史上把“仁宣之治”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并列，将朱瞻基的地位抬得很高。朱瞻基也确实是个仁德之君，即位以来，办了三件利国利民的大事。一是重用贤臣，朱瞻基重用的贤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史载“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二是平汉抚赵。朱瞻基不但具有“仁德”的雅量，还兼具乃祖朱元璋、朱棣的神勇，面对叔父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的叛乱，他御驾亲征，软硬兼施，解除了汉、赵两王对朝廷的威胁；三是他经常深入乡野村落，体察百姓疾苦，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使明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时称“宇内富庶，赋入盈羡”。

    说朱瞻基“丧权辱国”，指的是他撤兵越南这回事。在古代，越南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越南民族的祖先，是分布于中国东南部“百越”的一支。据神话传说炎帝神农氏的三世孙帝明是他们的祖先，也是龙的传人，炎黄的子孙。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平定了岭南，公元前207年建立“南越国”，南越国的国王就是河北正定的赵佗，后来降了汉朝。自汉武帝时期越南称“交趾”始，其后的一千年里，越南都是中国的郡县之一，称为“郡君时代”，汉人积极将中国文明(文学、艺术、农业技术等)传入越南，使雒越人很快地变成中南半岛最进步开化的民族。中间虽发生过叛乱，但很快就被中央政府镇压了，如“马革裹尸”的典故就是说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平叛越南的故事，唐朝设“安南都护府”对越南进行了最有效的管辖。历史发展到明朝，明成祖朱棣曾经兴兵80万征讨交趾，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但仁德的朱瞻基却和乃祖的看法不同，他把越南当做了一块烫手的山芋，认为越南地处偏远，明朝连年派兵交趾，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难以承受之重。他“反复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乐初，使(交趾)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这种想法是要改变直接统治交趾的做法，恢复交趾为附属国的地位。宣宗的想法遭到了大臣蹇义和夏原吉的反对，担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但宣宗可能认为一者中国地大物博，损失一块也没什么关系，二者边远地带总嚷着闹独立，连年派兵镇压不利于与民生息，反而浪费了大量的钱粮；三者越南乃蛮夷之邦，怎能与中土相提并论，把越南当成了后娘养的。于是心慈面软的宣宗最后下旨，竟然同意了越南的独立要求，从此越南成了被中华民族抛弃的孩子。

    后人对明宣宗的做法一直持两种态度：一种是赞成支持的态度，认为放弃越南，免除了连年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也为明朝节省了大量的开支，除去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有利于社会发展；另一种就是我赞同的看法，认为其“丧权辱国”。邓小平当年在谈香港问题时的态度很代表有骨气有脊梁的中国人的看法，他说：“主权不容讨论”，“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在民间的一个普通家庭，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况，当日子过不下去时，被迫“卖儿卖女”，放弃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小时候学“忆苦思甜”的课文，说在万恶的旧社会这种事儿常有。将这种事放大到一个国家，也是一个道理，清朝领导人丧权辱国，割地赔款，那是在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的打击下迫不得已而为之的，由于贫，由于弱，没办法的事。而明宣宗则不同，没有国家对其造成威胁，越南那时只是嚷嚷着闹独立罢了，而明宣宗作为一个皇帝，虽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越南毕竟是“蛮夷之邦”，跟眼皮子底下的中土没法比，顶多算一个“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管她倒成了累赘，不如由她自己过日子算了。于是圣旨一道，“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实，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亿万中华儿女的想法呢？我觉得，不论怎么强调历史的理由，客观的条件，都不足以让人们原谅他这一错误的决策。这个平生最爱逗蛐蛐的“促织皇帝”，大概把越南当做他不喜欢而空费饵食的蛐蛐了。

    “位卑忧重意如何？雪落无声悬镜阁。以史为鉴成空叹，古往今来任蹉跎。”俱往矣，越南问题已成了改不掉的历史，明宣宗一念之仁，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是否有“仁德坏大事”之嫌呢？俗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则”，面对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代表的毕竟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所以的确值得深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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