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界之治（3）

    在我们设计的博弈语境中，人人都能够在博弈过程中互相学习别人更成功的策略，并且在接下来的博弈中模仿习得的各种成功策略。能力更强的人不断推出更高明的策略使自己利益占优，但领先总是暂时的，高明的策略很快变成公开知识而被大家所模仿。一直到各种成功策略都出现了并且被普遍模仿，大家拥有足够饱和的共同知识或对称知识（对称的知己知彼），这时将出现“集体黔驴技穷”的普遍策略模仿现象，大家都模仿被证明为最优势的策略，于是达到普遍的策略均衡，此种成功策略就非常可能转化为稳定制度。虽然人人都将模仿成功策略，但这不意味着成功策略都是好策略。所谓“成功”的稳定策略是人人不比别人更吃亏或者说没有人能够多占别人额外便宜的策略，因此，一个被普遍模仿的稳定策略有可能是人人都受益的好策略，也有可能是人人利益受损的坏策略。于是，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确定什么是好的普遍策略。最简单又最明显的标准是“无报应”的普遍可模仿策略：如果一个成功获利的策略被众人普遍模仿而不会形成作法自毙的反身报应，或者说，当一个策略被别人所模仿而不会反过来伤害自身，不会自取其祸、害人反害己，那么，这个成功策略就是经得起普遍模仿的策略，它就通过了普遍模仿的检验。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一个获利策略被普遍模仿，别人的模仿形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效果而导致始作俑者自取其祸，就证明它是个坏策略。能够通得过这一检验的价值观才是普世价值。

    其次，一种观念或价值观要成为普世通用的原则，除了必须满足无报应的普遍可模仿性，还需要满足最大兼容性。这是因为，一个世界所容纳的生活、文化和思想必须足够丰富才能保证人类精神的良好生态条件。丰富的可能性等于灵活性和生存潜力，因此，一种观念或价值观要具有普遍性就必须具有最大兼容性。这其实就是中国古典哲学强调的“同则不继”原理：多样性的互相兼容是最好的生存条件，而单调的同一将使生活和文化枯竭。另外，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着多种文化和价值观，既然精神征服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那么，最好的合作就是发展一种具有最大兼容能力的价值观以兼通和协调各种文化。兼容的普遍价值观明显优于多元论，因为多元论仅仅是对文化多样性的消极承认，它不能积极创造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公共空间以使文化互相接受。中国哲学所以强调“和”，就在于意识到了多样性必须同时具有兼容性，否则仍然不能避免冲突。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只有能够通过普遍模仿检验并且具有普遍兼容能力的价值观、行为策略和制度才可能化冲突为合作，才能够成为世界的普遍价值基础。我们选择的共在存在论所蕴含的三大政治原则，和谐的合作原则、他者观点的金规则和天下制度，都能够满足普遍可模仿性和普遍兼容性标准，于是有理由认为，这三大政治原则是世界政治所必需的基本原则。我们在前面已经分别论证了这些原则，这里只简要述其要义。

    和谐的合作原则的原始资源是先秦思想（晏子、史伯和孔子等）。和谐的基本意义是兼容的多样性。单一性是一切事物的存在论灾难，因此需要多样性，而如果多样而不能兼容，则必定导致冲突，同样是一切事物的存在论灾难，因此，对一切事物都有利的最优存在状况就是兼容的多样性。社会合作的和谐策略可以称作“孔子改进”，它是一种强化的双赢帕累托改进：（1）对于任意两个博弈方x，y，和谐是一个互惠均衡，它使得，x能够获得属于x的利益x，当且仅当，y能够获得属于y的利益y，同时，x如果受损，当且仅当，y也受损。并且（2）x获得利益改进x+，当且仅当，y获得利益改进y+，反之亦然。于是，促成x+ 出现就成为y的优选策略，因为y为了达到y+ 就不得不承认并促成x+，反之亦然。（3）在和谐策略的互惠中所能达到的各方利益改进均优于各自独立所能达到的利益改进，因此，和谐策略就是各方共同的最优选择。

    他者观点的普遍行为原则能够避免主体观点的价值观霸权。为了尊重他者的精神权利，传统金规则“若想别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必须改写为：“别人不希望你怎样对待他，就不要那样对待他”或者“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改写采取了他者视角，充分考虑了他者的权利。主体观点的可能眼界只有一个，而他者观点包含了所有可能眼界。他者观点的普遍行为原则也可以称为“无人被排挤”规则：（1）以你同意的方式对待你，当且仅当，你以我同意的方式对待我；（2）每种文化都有建立自己的文化目标、生活目的和价值观的权利，如果文化间出现分歧，则以（1）为准；（3）承认他人参与共同制定规则和价值的权利，普世价值必须是共同创作和共同接受的作品。简单地说，游戏规则必须共同制定才是普遍有效的，如果一种游戏规则是单方面制定的，即使这一规则做到一视同仁，也仍然不是充分的普遍有效性。

    天下观念是世界政治或世界制度的基本原则。追根求源地说，世界政治和世界制度是周朝最早提出的天下问题，但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天下问题显然需要一个当代和未来的解决。这意味着，天下原则虽然继承先秦的贡献，但更需要创新，因此我们今天所试图建立的天下原则与传统的天下原则自然有些不同，但在基本精神上仍然相通。传统的天下原则是一个以家庭方式（flyship）为核心原理的建构方法论，它所确认的天下无外、四海一家的观念无疑是创造世界的必要原则，它奠定了普遍兼容和化敌为友的基本精神，这是兼容普遍主义的基础。但是今天的世界显然已经不需要君主制以及等级社会，这是必须放弃的旧制度。

    根据改进的天下观念，未来的世界制度将满足这样的想象：（1）要改变人类的冲突状况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而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世界，首先必须改变世界观。因此，我们选择以共在存在论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于是，“关系”所定义的政治问题优先于“实体”所定义的政治问题，因为以实体为计算单位的政治必定追求实体的利益最大化，那样必定形成冲突，而且，世界也没有能力支付每个实体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如何创造和谐关系，或者说，如何创造作为和谐的合作（cooperation as harmony），就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2）以“关系”为准，而不能以“实体”为准，才能确定什么是和哪些是普世价值。假如以实体为准，就将有各种无法调和的价值观，只有以关系为准，才能发展普遍承认和接受的普世价值。关系是一个共享共建的事实，关系的良好性质就是兼容性，它直接否定了文化单边主义，因此，以关系原则为准的普世价值必定是最大兼容的价值观，假如不具有最大兼容性，就显然不可能建立普遍接受的价值观。能够满足最大兼容性的价值有和谐、公正、仁义、互惠、信任等，这些以“关系”为计算单位的价值显然不同于以“实体”为计算单位的价值，比如自由、个人权利、国家主权等。不过，关系性价值与实体性价值并不矛盾，但存在协调问题。假如以实体性价值为本，自由、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这些自身膨胀的价值必定排斥关系性价值而导致普遍冲突，而且它们缺乏让步能力因此无法化解冲突。假如以关系性价值为本，则能够包容实体性价值并且将实体性价值限制在无冲突的可接受范围内。显然，关系性价值必须优先于实体性价值。于是，最大兼容的关系性价值就是世界制度的价值基础。（3）世界是由普遍和谐关系所创造的，或者说，一旦形成普遍和谐关系，就形成并定义了世界，这意味着，世界共享利益（世界公善和公利）优先于任何非共享利益，并且，世界普遍利益（每个人的同步利益）优先于任何非同步利益，即“孔子改进”优先于“帕累托改进”。（4）世界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通得过普遍模仿的检验，这一制度设计必须有利于那些在被普遍模仿的情况下对任何人都有利的社会行为，并且不利于那些在被普遍模仿的情况下对任何人都不利的社会行为。一个满足以上基本观念的世界制度应该能够形成一个社会合作最大化并且冲突最小化的世界。这就是我们能够希望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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