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权利为本颠覆了什么？（5）

    权利为本的制度对付社会冲突的方案是改变政治游戏的规则，这是一个高明之策。传统政治的典型模式是单纯权力游戏，其游戏博弈者是政府和各种政治集团，而现代政治游戏把个人引入游戏，以个人权利使个人获得博弈力量，于是部分地修改了政治游戏规则，政治游戏不再仅仅是权力政治，它同时也是权利政治。尽管权力政治不可能取消，但权利政治或多或少减弱了权力政治的暴力、压迫和罪恶。权利无疑是抵抗权力的堤坝，尽管绝非万无一失之堤坝。事实上，权力侵犯权利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但权利政治毕竟削弱了权力政治，应该说，权利政治比较成功地对付了人人自私的罪恶环境。但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在权利政治里，美德和义务退居次要地位，而且经常为权利所解构，这就导致了价值危机。权利政治的技术操作是明确清楚的，可是其价值判断却是模糊不定的，这相当于，知道怎么做事情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人们同意人人必须拥有权利，可是，人人应该拥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又应该如何解释？哪些权利应该优先？这些问题都必定存在严重分歧，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可是权利政治已经摧毁了价值标准。现代总是以权利取代价值，或者以权利去定义价值，却使权利陷入无法判断的困境。权利颠覆了美德和义务的地位所带来的损失绝不只是失去更有美感和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价值标准。

    权利政治在现代初期并没有形成明显困难，因为现代初期人们所要求的是一些容易被满足又不至于形成社会矛盾的“基本”权利。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想要的权利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不靠谱，权利越多就越想要更多，贪心不足，得陇望蜀，人性如此，于是难免出现各种权利的“权界”矛盾和冲突，产生大量有争议的问题，从税收、福利、教育、民主、平等、言论、战争、反战到、吸毒、同性恋、堕胎、安乐死、克隆、基因、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如此等等无数问题。人们把代表各自利益的私心和偏见都说成是普遍价值，重新回到了人人都有意见的政治广场，把权利政治变成了伪善和谎言的政治。柏克在现代早期就已经意识到了单方面推崇自由权利的危险：“可是既没有智慧又没有美德，自由又是什么呢？它就是一切可能的罪恶中最大的罪恶了，因为它是缺乏教养和节制的愚蠢、邪恶和疯狂”［英］柏克：《法国革命论》，3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正因为价值标准的缺失，哪些权利具有正当性，哪些权利更有理由优先，这些就是不可解的问题。正如麦金泰尔在分析了关于战争、堕胎和教育问题的典型争论之后发现的，此类争论在现代社会没完没了，无法解决，因为此类争论的论证总是“互相匹敌的”［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11页。，而不同观点所以总是互相匹敌，是因为现代颠覆了传统价值标准而又没有本事创造新的普遍价值标准。缺乏普遍一致的价值标准等于没有标准。权利虽是通用概念，但人们的权利理由却不可通约。权利虽是保证自由的王牌，但权利又是特殊利益或特权的借口，这是价值标准缺失所导致的权利悖论。

    只有权利受到均势约束，权利才是可信的，这种约束就是义务。反过来也一样，权利也是义务获得正当性的根据。权利和义务的对称性关系是权利和义务的存在论条件：义务是权利所以存在的条件，反之亦然。假如一种权利没有相应的义务，它就不再是权利，而变成了特权；假如一种义务没有相应权利，它就不再是义务，而变成了奴役。如果不在对称性关系中被锁定，无论权利还是义务都必定产生非法膨胀和扩张。对称性关系正是公正的本质，只要偏离了对称性关系就是偏离了公正。权利为本原则很容易导致对义务的一种诡异误解。现代人喜欢把义务理解为“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这的确是一种义务，但被掩盖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平白无故不明不白就尊重某种权利，而必须知道声称需要被尊重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权利，还必须知道这种被声称的权利是否具有正当性。假如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我们凭什么无条件无理由地尊重一种被声称的权利？又凭什么相信它不是伪装成为权利的特权？声称“这是一种权利”是阴险的，证明“这种权利是正当的”才是正直的。权利有可能用于诈骗义务。

    一种权利蕴含着两种义务而不止一种义务，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关键问题。其中，尊重他人权利的义务是“权利之间的义务”，它承诺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利r，并且每个人都不能侵犯别人的权利r。这一义务来自关于权利r的契约，它证明的是“互相尊重权利r是正当的”，但没有证明“权利r是正当的”。权利的另一种义务是“权利本身的义务”，这种义务是权利的正当性证明，它证明的是“权利r是正当的”。关键在于，权利之间的义务不等于权利本身的义务，权利之间的正当性不等于权利本身的正当性，权利之间的义务不能替换权利本身的义务。这两种义务的区别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比如说，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侵占某个弱小国家，列强们达成一个利益均沾协议：每个强国都有权利分得一份利益，并且有义务互相尊重各自这一权利。这种互相义务仅仅证明了列强们同意互相尊重各自的权利，却没有证明这种权利的正当性。这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足以表明，权利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不是随便什么利益都可以被搞成权利，互相尊重权利的义务也不能证明这种权利的正当性。

    事实上，权利之间的义务从来不是问题。一人有权利r，别人也就有权利r，这是自动成立的一种公正。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r，这件事情却不可能自动成立。每人都想要的东西完全可以是愚蠢的妄想或罪恶。权利本身的正当性才是值得追问的问题。一种权利本身的义务必定是一种积极义务，即“必须做什么”或“必须付出什么”的义务。有付出才可以有收益，这才是公正的。与此对比，权利之间的义务只是一种消极义务，即“不做什么”的义务，也就是不去破坏他人权利的义务。消极义务不能证明任何一种权利的正当性，因为“不做什么”根本不是一种付出。假如从“不做什么”的消极义务可以推论出权利的正当性，那么就能够以此制造一切权利并且推论出一切权利的正当性，这是极其危险的逻辑，这一逻辑意味着，人们总能够把各种错误的说成权利。现代人在“如何保护权利”的问题上过于焦虑，因此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如何证明权利”的问题。想要证明权利的正当性就需要积极义务，而要判断积极义务的是非就必须引入价值标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哪一种东西能够单独为本，权利、义务和美德必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只有形成合理配合才足以应付各种可能的问题。权利，义务和美德如何才能协调？这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未来社会不可能是古代的复兴，也不可能继续现代，而只能是兼备各种优势的制度创新。</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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