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权利为本颠覆了什么？（4）

    现代社会以权利为本，这是对古代社会以义务为本的矫枉过正。无论是义务为本还是权利为本都是政治不完善，但各自错误有所不同。义务为本的古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个人自由，这固然是一种政治弊端，但义务为本条件下的“义务—权利”关系比较容易保持平衡，原因是，没有人能够承担也没有人愿意承担太多的义务，一旦义务大于权利的制度安排（这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可能的）过分挑战了人们的承受力，人们就会有很大的积极性去反抗这种失衡。比如说，当坏的统治者强加给人们太多义务（比如苛赋重役）而给人们太少的权利（比如缺乏行动与言论自由）使人们忍无可忍，逃亡、背叛、破坏和革命就势所难免，因此义务的过分膨胀难以持久。与此不同，权利为本的现代社会却有可能损害公共义务和公共利益，这是另一种政治弊端。权利为本条件下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容易失衡，这是因为，当权利高于义务，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锁定权利了。权利再多，人们也不嫌多，人们只有积极性去反抗义务，绝不会拒绝权利。正如人人都对最小化投资而获得最大化收益感兴趣，人人都对承担最小化义务而享有最大化权利感兴趣，自私之心导致没有人有积极性去纠正不正当的权利增长，因此权利疯长势在必然，而过分增长的权利会导致社会灾难。权利太多会造成各种权利之间的矛盾，而且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也不足以支付和承担太多的权利，那些无法兑现的权利反而积累起社会怨恨和愤怒。虽然权利为本的弊病可能不如义务为本的弊病那么让人怨恨，但却更加难以纠正。

    权利优先的理论思路是由霍布斯和洛克奠定的。据说个人自保的欲求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任何违背这一事实的道德都是没有依据的，而符合这一事实的道德则必然正确，所以最基本的道德并非美德和义务，而是自保的权利，即“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的权利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９８页。。因此，个人自保权利就是绝对优先无条件的，一切义务都是相对的，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权利是一切义务的根据，义务是派生性的约定，任何义务都只能根据是否有利于个人自保权利去确定。在霍布斯和洛克看来，传统观念认为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促进高尚美好的生活，这是错误的，国家和政府的正当性仅仅在于以人们共同同意的权力去保护每个人的个人权利，权力的正当性仅仅在于人民授权，而权力的正当使用仅仅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只重视财富的洛克甚至把问题简洁地表达为：国家或政府的目的就是保护人们的财产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册，７７页。。霍布斯和洛克不仅开创了自由主义，而且给定了权利为本的政治分析框架，后来各种现代政治叙事都在此框架中展开。

    权利为本的政治是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它定义了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现代生活。权利为本的现代生活迎合了自私人性，因此更受人们欢迎。但更受欢迎未必是好事。正如列奥?施特劳斯尖刻指出的，个人权利一点也不高尚，它所表达的无非是每个人的私欲，个人权利这个似乎很正确的名称只不过“把每个人的自我利益神圣化”［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186页。。于是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私利而战，可以千方百计推卸义务，从此不分现眼和露脸，不分高贵和卑贱。麦金泰尔甚至认为，被说成自然权利的人权“只不过是一种虚构”，人权的存在完全缺乏证据，根本无法证实，其难以置信的荒谬程度就像“魔法和独角兽”参见［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８９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那些怀念美德和义务社会的哲学家们对现代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可惜这些批判并不能证明传统社会就比现代社会更好。现代社会确实远不及自由主义者和进步论者喜欢吹嘘的那么辉煌，权利社会也没有比美德和义务社会产生更多幸福，只不过以一种优点替换了另一种优点，同时以一种缺点替换了另一种缺点，而绝非兼优。不过，既然现代创造了个人，个人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必定解构共同体为单位的生活方式，个人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就必定需要个人权利去加以保护，这一切都势在必然。麦金泰尔说人权乃是虚构，基本正确，更客观的说法应该是，人权是一项发明，就像个人是一项发明一样，人权与个人是现代的配套发明。现代这一选择与其说出于价值论上的理由，还不如说是出于博弈论上的理由——既然“人们”的存在方式变成了“个人”的存在方式，就必须有能够捍卫个人的东西，这就是个人权利。

    马基雅维利发现政治是无关道德的利益和权力斗争，为现代政治指出了非道德之政治方向，但他没有能够发现与道德无关的政治制度方案，他所鼓吹暴力与阴谋根本无法解决利益和权力分配问题，只会加剧冲突。暴力和阴谋根本就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前政治博弈方式。因此，马基雅维利只是发现了现代的政治问题，却没有发现政治问题的现代解决方式。现代政治方案是由霍布斯和洛克定调的，这就是以权利为本的制度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这一方案与道德无关，完全出于技术性需要。权利为本的制度预设了一个不属于特殊社会的普遍政治局面：人人自私是一个给定条件，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在这个令人失望的给定条件下去解决如何由冲突发展出合作的问题。于是，如果一个制度设计是有效的，它就必须足以对付人人自私的世界中所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成就，它的理论优势就在于它所分析的世界（行动者及其外部环境）是按照最差情况去设想的，而最差情况蕴含了所有坏情况，因此，只要找到足以对付最差情况的制度方案，就等于找到了普遍有效的制度方案，尽管这种方案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普遍有效方案，但肯定是行之有效的方案之一种。</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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