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狐狸和狮子（2）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政治理论，他的政治名著《君主论》和《论李维》都是在分析历史上种种实例，基本上都在说明成功的君主对敌人如何残酷无情、背信弃义、坑蒙拐骗以至于恶魔也自愧不如，但他对君主也有所告诫，有趣的是，他不断劝告君主必须有所节制的事情主要是不能抢夺自己人尤其是有用将士们的“妻女财物”，对敌人可以烧杀，对自己人则万万不可，否则将众叛亲离。这说得上是“话糙理不糙”。这一双重标准模式倒是影响深远。尽管现代政治在建立有效的法治和民主制度之后就削弱了阴谋诡计之类的马基雅维利权术，但却把那些残酷斗争的原则全都用于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如果说马基雅维利对现代政治有某种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上。马基雅维利对自己人和敌人的双重标准演变成为现代西方国家对国内和对国外的双重标准。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在对待其他国家时都是马基雅维利的信徒，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日本军队的南京大屠杀、美英空军对德累斯顿的全民毁灭轰炸、美国原子弹攻击日本、美国对越南和伊拉克的空袭，诸如此类，都是马基雅维利的现代实践。

    我们有理由说，马基雅维利所揭示的“政治真相”其实也是对政治的一种误解。马基雅维利所批判的那种自欺欺人的伪善道德固然是对政治的误解，可是他所推荐的仅仅作为技艺的政治同样也是对政治的误解。正如中国在汉帝国之后的体制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政治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马基雅维利所谓的政治也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都回避了政治合法性以及政治目的等基本问题，简单地说，都不知道“政治何为”。儒家式的反政治的政治和马基雅维利的反政治的政治当然不同，可谓南辕北辙，一种“崇文”，一种“尚武”，但都错误地以为政治的目的仅仅是统治。如果政治不是试图去建立一个幸福共享的世界，而仅仅是战争与统治，那么与动物世界又有什么区别？又何须什么政治思想？弱肉强食、唯利是图、贪生怕死、自私自利，这些都是自然本性和自然规律，根本不是思想，因为这些都不是想出来的，而且不用想就会。人类所以发明政治，不是为了重复天然罪恶，而是另有追求。世界是坏世界，但思想不能是坏思想。

    马基雅维利总结为“狐狸加狮子”的政治博弈技艺也是有缺陷的。毫无疑问，冷酷无耻的人在与善良仁慈的人的博弈中占有心理优势，坏人在博弈中的心理弱点比较少，顾忌少，优势就大。但品德败坏这一博弈“优势”并不稳定可靠，它只是暂时有效，而且，这种缺德的优势到底是不是优势也还两说着，这要看相对于多大规模的政治事业而言。所有的背信弃义心黑手辣坑蒙拐骗行为都只在单方面拥有信息优势的情况下有效，所谓信息不对称。《孙子兵法》中早已说清楚了这一众所周知的道理：一方知己知彼，而对方不知彼，甚至不知己，这样就容易战胜对方。当代博弈论也同样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或者在一次性的博弈中，背信弃义的一方具有优势。但问题是，情况总会发生变化，知识可以学习，优势的博弈策略将会被模仿，一旦优势策略被普遍模仿，人人都学会了如此这般的博弈策略，比如说按照马基雅维利语境，最后人人都学坏了（学坏容易学好难），此时坏人就没有优势了，因为大家都变成了坏人，人人将因此利益受损。马基雅维利策略是经不起普遍模仿的，普遍模仿的结果就是引火烧身，自食其果，自取其祸，所以，从长期或多次博弈来看，它是个失败策略。马基雅维利策略只有在人心淳朴的古代社会里作为君主独知的政治“秘笈”才有意义，绝非普遍有效的政治规律。启蒙时代终结了各种知识秘笈的优势，知识变成公开共享的资源。

    马基雅维利策略至多相当于简陋版本的古代中国“霸业之术”。古代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不择手段的成功只能成就一时之“霸”，而威德兼备才能够成就万世之“王”。但是在理解中国政治思想时最好忘记诸如“西方科学好，中国道德高”之类的新儒家幻觉，新儒家的此类自我表扬会让马基雅维利笑话，而先秦法家已经提前笑过了。中国政治思想的高明并非来自道德理想，而是来自深思远虑，所思考的政治问题规模更大，视野更远。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思想总是把“他者”认真计算在内，这种以他者为核心的思考模式是非常优越的，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思想专门爱护他人（这种道德高调没有意义），而是说，中国思想特别重视他者的存在意义和互动能力。如果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勇敢地揭开底牌，可以这样分析他者的政治意义：（1）政治的成功是为了让他者为我所用。假如消灭他者，等于毁灭可用资源，这是愚不可及之事。假如仅仅武力征服他者，这样无法获得人心，反而如坐针毡，疑心他者永远不合作，而且伺机反叛，所以武力征服也不可取。因此，尊重他者才可能与他者合作。（2）他者具有模仿一切策略的能力，因此不存在一种具备永远优势的策略，而在经得起普遍模仿的对等互动策略中，与人为善、与人合作是最优策略。中国所以反对强者逻辑的霸业而推崇和谐原则的王业，道理在此。马基雅维利鼓吹的霸业虽不虚伪，但却是简陋的。

    伯林对马基雅维利的分析也许值得一提。他认为，以克罗齐为代表的对马基雅维利的主流解释把区分政治与道德看做是马基雅维利的主要成就，虽大体不差，但却不够深入，不足以解释西方人持续数百年的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热情。伯林自己的发现是，马基雅维利蔑视道德理想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暗含了文化多元论，不同的人们认为各自的理想才是神圣的，这等于说各种理想相对于不同的人们来说同样神圣，同样终极。在理想上寸土不让注定了无法解决理想之争，现实主义的暴力征服就变成是唯一可能的策略。伯林说：“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贡献是他揭示出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他在后来者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块永恒问题之碑。他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各种目标同样终极，同样神圣，它们之间可能发生冲突，整个价值体系可能相悖，而且没有合理仲裁的可能……如果马基雅维利的信念为真，它便瓦解了西方思想的一个重要假设：对于人应当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总可以找到最后的答案”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91~93页。。在这个意义上，伯林说马基雅维利是现代多元论的创始人也不无道理。假如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似乎还可以说，马基雅维利还暗示了永远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是亨廷顿的先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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