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强者是光荣的（4）

    由万民法可以看出罗马帝国确实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识，它意味着，所有纳入帝国范围的人民都将受到帝国法律的保护，这一法律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罗马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阿里斯蒂德有些夸张地歌颂了罗马的世界性：“大地是全人类之母，是全人类共同的故乡。古希腊人和野蛮人，无论有无财产，均可自由地前往其欲去之地，如同从一个故乡去另一个故乡。没有难以逾越的群山，没有不可济渡的大川，没有仇外排外的部族，倘若要安全，就成为一个罗马人，确切地说，成为帝国的臣民便已足够。我们已经确实实现了荷马的宣言——大地乃众人之财产”引自［英］巴洛：《罗马人》，12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吉本也同样赞美了罗马的世界：“被征服的民族完全和一个伟大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便完全放弃了重新获得独立的希望，不，甚至连那种愿望也不存在了，他们几乎不再感觉到罗马的存在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有什么区别。罗马皇帝建立的政权毫不费力地笼罩着他们统治的广大国土”［英］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42页。。

    按照这类罗马崇拜者的颂词，罗马帝国的世界意识几乎接近了中国的天下思想。不过，罗马帝国的世界意识与天下体系的世界意识终究貌合神离。罗马和天下的世界意识是同等规模的，但世界理想却有本质差异，罗马的世界性基于世界化，即帝国先征服世界，并且把帝国的观念和法律推广为世界的普遍观念和法律，把所有人都变成“罗马人”，这是由征服而来的普遍化或世界化，就是说，只有先把世界变成“罗马的世界”，然后才有世界性；与此不同，天下体系不是帝国，它反对把世界窃为己有。天下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政治体系，它相信世界不是一个征服对象，而且征服也不能拥有世界，天下体系想象的是一个能够“协和万邦”而使万民归心的世界政治制度，认为世界的构成原则是“和”而非“同”，而世界的治理原则为“王”而非“霸”。从可能性上说，罗马以“同”的霸业原则去制造一个世界与中国以“和”的王者原则去构成天下，都可能成功，都是同等有效的方式。至于何者更优，这是一个属于未来的问题。

    罗马的共和政体或者说共和主义是一项与法治传统同样重要的政治遗产。罗马人对其混合政体很是满意，赞美有加。按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大同小异的看法plato：republic，544c569cstatesman，291c292a亚里士多德：《政治学》，１３１~201页。，政体无非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各种政体分别有其优缺点，而糟糕的是每种政体的优点往往抗不过其缺点，因此难免走向堕落，它们的堕落形式是暴君统治、寡头统治和暴民统治，而到了暴民统治一般就会转变为暴君统治，其中有一种退化循环。这种古希腊式看法未必为真，但却是非常深刻的想象。既然单一政体被假定为坏的，混合政体就被想象成能够形成制度优点互补同时又形成制度缺点互制，它的分权模式和权力互制模式就是各种制度互补互制的机制。混合政体虽然不是罗马首创，但历史学家们几乎一致认为罗马共和国是混合政体的典范，它的执政官代表了君主制，元老院代表了贵族制，人民大会则代表了民主制。执政官掌握国家行政权力，主持召集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提出议题，并执行所通过的法令和决议，同时也领导军队，拥有管理军队的各种权力；元老院则主管财政和外交等，更重要的是，元老院是国家最高咨询机构，对于国家政治军事事务，虽无直接权力，但有权威影响力；人民大会拥有批准或否决议案的权力，以及选举和审查政府官员的权力，还有对重大案件的终审权，诸如此类。可以看出，罗马共和国确实具有分权体制和权力互相制约结构。

    不过，罗马的分权体制仍有混乱之处，权力缺乏清楚界定，因此具体问题的决定往往最后取决于谁具有实际政治影响力。而且，罗马混合政体并非平均的制度混合，在共和时期，贵族权力具有较大比重，这是最好的时期；而在帝制时期，军事领袖权倾一时，暴君昏君颇多。可见混合政体的制度比例是很重要的问题。混合制度是否能够实现制度优势互补还要看具体实践，当有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都有权利和机会参与政治和支配权力，其权力斗争的局面未必能够互相抑制缺点，没准更容易互相抑制优点，因为一个利益集团只有克制了别的利益集团的权力，才能够获得更大权力，这样的政治竞争很容易导致混乱（罗马政治混乱的情况并不少）。根本问题在于，各种利益集团只有在能够形成团结时才能形成优势互补，团结是优势互补的先决条件，可是团结正是不同利益集团难以达到的合作关系。混合政体并没有能够解决政治团结问题，至多比较有效地形成各种利益集团的互相制约，但仍然不是和谐之道。由此看来，罗马强大和成功的主要原因未必是罗马人自诩的最好政体，而更多可能是它的强大军力和成熟法律。武力和法律是最朴实也最有力的硬道理，虽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但能够控制社会秩序。

    罗马法治的成功使许多政治问题弱化为法律问题，同时，混合政体作为最好政体的神话又使政治反思进一步失去了冲动和理由，罗马人因此淡化了政治问题的反思。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比较稳定可信的，人们就对制度下可能的竞争策略更感兴趣，而对政治反思的热情就会减弱。或者说，一个制度所定义的生活相当于一个游戏，如果游戏规则是可信的，人们就倾向于忘记这些规则的设置是否需要批判，而会更多关心哪些博弈策略是可行的，因为在此种条件下，可行策略与人们的利益有更大的相关系数。人们忘记革命而只搞阴谋，这正是一个政治制度比较成功的标志。罗马史学家们都颂扬了罗马政体如何优越以及罗马的成就如何辉煌，却几乎没有进行反思性的分析和批判，这似乎说明罗马制度是比较成功的。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政治制度所定义的生活算不上太好，但只要这个游戏明确地定义了个人成功的条件、机会和策略，那么仍然有更多的人选择去争取“在游戏中”的成功，而不是去推翻这个游戏。先秦法家早就指出了这一道理：只要法令是明确可信的，而且按照法令规则去行为就总有获利机会，那么人们就只会选择按照游戏规则去奋斗，而几乎忽视了这些游戏规则是多么无理和残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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