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法治与制度的可信性（1）

    正如荀子是非标准儒家，管子则是非标准法家。一般认为管子思想丰富而杂，虽以法家思想为主，但也富含儒家、道家等各家思想。这一说法不是很准确，因为管子思想略先于儒道法诸家。多数先秦诸子的思想都是对周思想的重新解释和发展，只是各家理解不同，侧重不同，而管子对周思想的继承可能比较全面，尚未形成创新思路，所以与后来各家思想都有相通之处。管子思想中似乎有许多自相矛盾，不是因为管子思想杂乱，而是因为当时社会和生活变迁所导致的问题杂乱。管子乃齐之名相，需要处理治国问题以及成就霸业的国际问题，他深知治国之艰难，因此更能够发现社会是多么自相矛盾，其思考方式必定倾向于现实主义而与各种理想主义有所不同。从管子特别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可以看出其根本思想仍然是周的德治思路。如前所述，让人民得实惠的德治才是周政治的根本原则，在这个意义上，管子对周之真义的理解胜过儒家。管子还特别重视法治，这一点倒是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周虽有刑政，但主张克制用刑，以从宽处理罪行作为一种德。法治思想大概是管子的发明，由此把管子看成是法家之祖也不为过。管子以及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

    诸子的政治思想差异如此之大，与其说是理想不同，还不如说是分析模式不同。理想之间的差异其实很少形成绝对冲突，事实上，各种政治理想都肯定了人们普遍认可的各种价值，只是价值排序有所不同，比如说，管子没有反对伦理，儒家也没有反对经济，各家只对各种问题的本末主次轻重缓急有不同理解。是否把一个政治实体的外部挑战或外部竞争关系考虑在内，这是导致政治思路差异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把外部挑战考虑在内，政治的首要问题就必定是国家实力，也就必然首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效率；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外部挑战的严重性，就会更多地考虑缓慢生效的伦理教化。这是法家和儒家的一个根本区别。

    管子曰：“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其中道理是“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同上。。这一论述几乎完全是周之德治理论：给予人民所要的利益，才能得民心而换来政治权力。因此，发展经济成为政治第一要务。管子大部分论著都在讨论经济问题，不仅研究了以农为本的经济，甚至涉及市场和货币，比如关于市场干预、调控价格和货币流通量以及国家物资储备等技术性问题，这些理论与现代经济学在许多方面不谋而合。

    政治不仅依靠经济，还需要依靠有效的制度，特别是法律。除了经济，管子讨论最多的就是法治了，他的法治思想可能就是后来法家的资源。在政治治理方面，管子把儒家最喜欢的“亲亲”和“尊尊”都看做是毁坏国政的事情：“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管子?重令》。。管子把六种有害事物解释得如此清楚，其中要义就是，所有以人情为准的事情必定破坏公益公利，如果破坏公利，国家必定衰弱无力，社会秩序也将崩溃。这个问题是儒家难以对付的。如果一种伦理不是按照公利去设计，而是按照亲亲尊尊去设计的，就没有力量克服私心私利，如果还允许权贵逃避惩罚，就更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秩序。所以法家坚持认为社会秩序首先必须由法律而非伦理去保证。

    法的一个重要性质就是一视同仁，普遍有效，无私无亲。正如管子所说的：“如四时之不貣，如垦辰之不变，如宵如昼，如阴如阳，如日月之明，曰法”《管子?正》。，所以“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管子?任法》。，而“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同上。。古代中国所说的法指一切被清楚明确定义了的国家规章制度，不仅包括法律（刑法）而且包括整个政治制度（宪法）。最重要的是赏罚制度，法家称为统治的“二柄”《慎子?内篇》；《韩非子?二柄》。。正如儒家以礼去解释一切制度，法家则以法去定义一切制度，试图把一切制度都按照法的精神去明确规定，使之“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而凡是难以明确界定的规则就被看做是相对次要的制度，比如伦理规则。法家并不反对伦理，只是认为伦理规则的应用总是因人而异，这种灵活性虽富于人情，却无法保证行政号令的普遍有效性和一贯性，因此是不可靠的，所谓“不法法，则事毋常”《管子?法法》。，所以，伦理不适合成为政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规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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