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好制度与坏人性（2）

    可见，周的德策略虽然优越，但施德能力或施德所需资源是有限的，人们很快就对其所得习以为常，不以为德了，当施德资源日渐耗竭，人们反而产生不满心理。如果只有“德”而没有“力”去作为可信的威胁，如果没有赏罚的平衡，人们对德就没有正确的认识。当能够给予人们的利益用尽了，制度就失去影响力。周虽拥有封赏与征伐的合法权力，也对一些叛乱进行过征伐，但周的思想宗旨是和平主义，主要策略是修德，在维持力的威慑方面没有足够的努力，周的军事力量至少在中后期就已经退化到不足以击败某个不臣邦国了，更别提维持天下安全了。由德与力的不对称、权利与义务不对称以及私利与公利不对称所构成的一系列制度不对称才是周制度慢慢崩溃的根本原因。周的衰落表明，好制度仍然对付不了坏人性，单纯的道德主义是一种政治失败，尽管是慢性失败。圣王们的道德主义可以创造暂时性的辉煌政治，但绝无可能保证人皆为尧舜。严格说来，周的衰落是必然的。即使周维持强大军事力量，也只能存在得更长一些，恐怕也不可能做到万世治平。制度是稳定的，可是生活和行为是活跃的，因此，破坏制度的机会总是很多，这是一切制度的一个根本困难。

    周天下主要是一个政治天下，并没有形成经济天下和社会天下。缺乏经济意义的政治关系是单薄的。周的经济是各地自给自足，众诸侯以及宗主国之间没有必要的经济互相依赖，尽管也有贸易通商的经济往来，但并非必需。这样，对于诸侯们来说，单纯的政治天下并没有形成各方之间足够丰富的利益关系，因此，诸侯之间的关系必定非常松散，与宗主国的关系也很松散。经济关系疏远，政治关系也不可能非常密切，很容易就退化为一种象征性和仪式性的政治关系。在周实际解体之前，诸侯就已经长期过着独立的生活，周后期的变乱事件只不过促使诸侯纷纷意识到自身的独立性。所以说，周的天下体系还不是一个饱满丰富的天下制度。

    随着周天下的解体，诸侯全权负责各自的政治，所谓“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诸侯之间的竞争关系形成“逐鹿”的乱世，军事和政治阴谋变成行为主流。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诸子百家的思想盛况经常与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同样被认为是思想奇迹，但其实很不相似。古希腊城邦的出现意味着生活的全面创新，城邦首先是政治性的，新政治带来了需要思考的新生活，古希腊城邦以创造性的政治带动了所有事情上的创造性思考。中国思想的原创时期其实是周而非春秋战国，周创制了全新的政治制度以及新伦理和美学生活，而周的崩溃使人们再次反思政治，先秦诸子百家面对的并不是一个从来未有的新世界，而是世界的解体，因此诸子百家思考的是如何克服乱世，而不是如何理解新世界。由于见解不一，方案各异，是谓“百家”。诸子皆从周思想中获得不同的思想灵感，因此不能把周思想归属于儒家，而应该把周思想看做是诸子所分享的共同资源。诸子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去乱归治，重新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在诸种特别著名的治乱方案中，儒家和老子的选择尽管大不相同，但都属于保守主义，墨子是理想主义，而法家是现实主义。儒家的道德冲动胜过其理论水平，内容虽然丰富，但往往论证混乱，当时并不非常成功，但对后世影响最大；老子思想深刻，但比较偏激，其保守程度超过孔子，他想象的好社会甚至要退回到远古的小国寡民，这种想法在兼并成风的乱世显然不合时宜；墨子团体都是身怀绝技的人，对兼爱理念有着宗教般的热情，乐于无私地助弱抗强，在当时名气很大，但理想主义只会得到人们的颂扬，却不可能被普遍模仿，因此墨家不可能成功；法家思想简单有效，虽然严重片面，但触及一些要害问题，最适合富国强兵，所以终于助秦一统中国，但也终结了天下体系的实验，改变了中国政治道路。</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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