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好制度与坏人性（1）

    周之崩溃，又成乱世，礼崩乐坏，诸侯相伐，争为霸主，兼并成风，战争与权谋成为主流。以当时条件而论，西周是个好社会（当然并非没有冲突），据说当时人们重视道德荣誉，人心淳朴，政府推行德治，可是西周还是崩溃了，这似乎意味着即使一个具有优越制度和政策的政权也很难长治久安。文学化的传统解释喜欢把政权的崩溃归于统治者昏庸，这是流俗文人喜欢的解释套路。周幽王为讨女人喜欢而烽火戏诸侯之类的故事就是此类解释的一个典型。这种文学解释基本上不懂政治。其实历史上大多数皇帝都是昏庸的，这不稀奇，政权长期衰而不亡是常见事实，而那些政权最后崩溃往往还是因为外部入侵、自然灾害、宫廷政变或者地方叛乱之类偶然情况，主要并非因为本身。

    西周后期外有蛮族之患，内有诸侯坐大，这是事实，但仍然不是要害问题。西北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政权的大患。游牧民族全民皆兵，而且勇猛过人。游牧民族有许多生活资料依赖中原，入侵中原去抢劫所需物资始终是一种诱惑。早期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大异于中土，还没有意识到入主中原的长期利益，因此战争主要限于抢劫以及非常有限的必要扩张。假如游牧民族与中原能够建立公平稳定的贸易关系，抢劫性战争的积极性恐怕就会大大降低，可是中原物资丰富，对游牧民族没有物资依赖，与游牧民族建立稳定合理的贸易制度的积极性可能一直不高。而且，周推崇朴实生活，反对看重来自远方的“奢侈品”，如《尚书》所载，周虽通道于九夷八蛮，“四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物”，但周反对“玩物丧志”，主张“不贵异物”、“不宝远物”，甚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尚书?旅獒》。，周如此轻视远方物品，当然就缺乏积极性与夷狄建立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大规模贸易关系，这等于与蛮族缺乏实质性合作。

    史书吹嘘汤武德盖天下，惠及四夷，万邦宾服，其实大有可疑之处。核心王朝对蛮族各邦的所谓“德”似乎属于政治承认和尊重，这是很虚的好处，到底有什么样的实惠，记载无多，恐怕确实不多。蛮族从核心王朝那里没有明显所“得”，也就说不上王朝有多大的“德”。在理论上说，周很重视天下体系的万国互惠关系，但限于当时的经济水平，核心王朝没有意识到规模足够大而且稳定的经济通商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而更看重象征性或仪礼性的政治关系，这也许是许多狄戎蛮夷没有真正化入天下体系的原因。西周对屡屡犯边的游牧民族的报复性征讨除了劳民伤财，并无积极意义，反而暴露出军事弱点，最后亡于犬戎突袭——周幽王失信于诸侯而导致无人驰援只是戏剧性故事，并没有决定性意义，何况中原诸侯也未必胜过蛮族。

    周东迁丧失了大部直辖地和人民，经济能力和政治威望都大大受损，实力甚至不如一个较大诸侯，再也无力管制诸侯了。东周的统治是靠诸侯的惯性或自觉性勉强维持的，诸侯在名义上仍然尊重周王，但如果涉及实质性利益就不会让步了。春秋早期郑国率先破坏天下秩序，兼并了一个小国。按照周制度，封国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就不得兼并或转让。兼并封国显然没有正当性，周不但无力管制，甚至没有政治谴责的记载。后来郑与周发生利益冲突，在战斗中射中周王并大败周师。这两个里程碑式的无礼行为宣告了诸侯在政治上独立于周王，周政权实际上已经从天下领导退化成一个政治符号，其地位不会超过今天的联合国，霸权国家都以匡助天子为名而打击其他国家，由此开创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新传统。同时，诸侯们为了竞争而纷纷扩军备战，大国连连兼并小国，还打破各种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乐宫殿规制，甚至自行升级为王（王即天子），如此等等，所谓礼崩乐坏。

    假定周成功摆平了外患以及胆大妄为的野心家，周的天下体系是否能够成为万世之治仍然非常可疑。据许倬云及葛志毅：周的分封在西周中后期就停止了，因为再也没有土地可分了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311页;葛志毅：《周代分封制度研究》，22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这一点很重要，它正是周制度的一个深刻漏洞。且不说周所控制的土地有限，即使控制了整个世界，土地也终究是有限的，分封迟早要停止，后世的王亲功臣没有机会得到“应得的”分封，为天下公利去建功立业的激励消失了，而滋生了对既定制度的不平之心。按照周制，封国是世袭的，除非有重大错误，否则不能剥夺或改封，于是，诸侯的最好策略就是保守私业而不再为天下公利做出积极贡献。不犯错误比建功立业容易得多，发展自己的私业比发展天下公利更有吸引力，因此，那些既得利益者对天下公利也同样不再关心。周可能过分推崇德治仁政，其赏罚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宽胜于严，封赏多于惩罚，诸侯实际拥有的权力和权利大于义务，宗主国对诸侯的依赖程度超过诸侯对宗主国的依赖程度，这样导致诸侯坐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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