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政治问题从世界开始（3）

    这个世界性的政治制度把地理学上的大地变成具有政治学意义的天下，世界政治出现了，这是“世界治理”问题的第一次提出。“治乱”本是任何一个社会的问题，一国一族之内皆有治乱问题，但部族或国家规模小，社会问题就容易处理。老子认为小国寡民最容易安居乐业，相安无事，就是因为小国的治理最简单。治乱需要有行动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太大，超过政府的行动能力，就很难有效保证社会秩序了。由于技术和物质能力所限，中心政权不可能始终通过武力去维持万邦的秩序（万邦是夸张，据说有千邦《史记?陈杞世家》：“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吕氏春秋?观世》：“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暴力虽强，总有力不能及的地方，尤其力不足以服人心，以“力”去证明和维持“天命”（相当于今天所谓的政治正当性），将是力不从心的。商之覆灭便是证明。何况周本部的实力并不强大，周所以能够借用诸侯的集体力量完全是因为它作为有德之邦的精神号召力（相当于“软实力”），而又时逢“竞于道德”的淳朴时代参见《韩非子?五蠹》。，精神号召力比较管用。周虽以英主声望和国家道义形象去动员各国联军而克商，却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长治久安的统治。周部族人口非常有限，这意味着真正可靠的“自己人”不足以应付可能的政治变乱。在古代社会，人口不仅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它是一切力量的基础。假如没有各部各国长期承认的政治合作，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万邦和谐的政治世界，周政权自身并不足以长期维持其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一点既为近忧（殷商遗民众多），也为远虑（本部人少）。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特殊的历史形势造就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政治问题：世界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的前提，有序世界成为有序国家的必要条件，或者说，世界之治成为一国之治的必要条件。

    在古代，由于交通技术和地理知识的局限，其时人们实际知道的“世界”只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已，尽管对不明远方也有模糊的想象，但缺乏确实的知识。当时人们所知地域虽然不大，但它是被当成“世界”去看待的。真实面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世界意识，一种试图把整个世界以及所有国家考虑在内的总体政治意识。既然以一国威震万邦而称雄世界的霸权模式对于周政权并不适用，政治问题就发生根本变化。以小邦得天下并且承担起治理天下的责任，这一“以小治大”的局面已经在逻辑可能性上否定了以“硬实力”解决问题的模式，而必须变成以“软实力”去解决问题的模式。因此，周必须创造一个天下体系，一种世界共享的政治制度，它必须满足：（1）天下体系制度能够保证天下各国都获得足够大的权力和利益，以至于加入天下体系的好处明显大于独立在外的好处，从而使各国都愿意承认并且加入天下体系；（2）天下体系必须形成各国利益互相依存的互惠关系，从而保证天下和谐秩序；（3）天下体系必须能够发展各国都认可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文化事业，从而形成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周公们在进行制度创新时，以德治为核心原则，也就是使万民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且把这一光荣归于远古圣王传统，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据说普遍德治能够惠及万民，协和万邦，礼乐教化而王天下。以德证天命（政治正当性），这是非常优越的策略。力不能远，唯德能远，只有德才能通行于世界，达于万民，传之万世，这是周公们的深刻发现。可以说，周的制度创新告别了以力统众的自然统治模式，而开创了以德安邦的文明统治模式。以力统众并非真正的政治，而只是自然的统治。只有建立了作为一种文化的统治制度，才开始了真正的政治。

    周的天下政治的重要性类似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尽管所选择的政治道路完全不同，但都同样开拓了深刻的政治问题，开创了真正的政治。一般地说，从国家出发并且以国家为单位去思考政治问题是常规模式（例如古希腊），因为这与通常的社会发展步调一致。人们通常总是属于某个国家，所以优先考虑国家利益。至于世界利益，则是非常遥远乃至无从想起的事情。即使有的帝国胸怀一统世界之雄心，所谋者只是无限扩大一国之利益和世界霸权，而没有考虑世界政治以及天下万民之公共利益。世界政治一直到全球化运动才开始成为人们关心的问题，而且恐怕还要等到全球化运动充分发展之后才会成为最大的政治问题。而天下思想如此超前，这要归功于周政权在“以小治大”的局面下被激发的想象力。当然，周政权所建立的天下体系是一个君主分封政体，当时人们所能想象的政体只能是君主制，而且在古代社会里，君主制是很合适的。但就其理论潜力而言，天下体系可以是各种政体，绝不限于君主制度。只要一种政治制度能够负责世界的共同利益、保证世界和平、建立世界普遍合作关系，并且为世界万民所认可，就满足了天下体系的理论要求。天下体系的周经验至今很有参考价值，可以被看做是天下体系一种尝试和演习。</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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