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政治问题从世界开始（2）

    周朝的天下制度据说是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集团的成就，但周公是个政治家而非理论家，他并没有为这一伟大制度给出理论，而只是提出了一些观念。后世诸子虽然发展了其中某些重要思想，但仍然没有形成哲学理论，因此，天下制度所蕴含的各种问题和思想长期以来只是松散的观念而没有完成理论化。这一点并不奇怪。西方的民主也是先有实践而后到现代才有比较完整的理论。鉴于天下政治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未来社会的重要性，我们有理由把它进行理论化，这一理论化是对古典问题的重新创作，因此并不拘泥于古意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287~288页。。以往诸家更多注意的是周朝确立的礼治体系，这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更是根本依据。但周制度蕴含着更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问题，而且是在今天越来越重要的理论问题，却一直没有被充分深入分析。正如古希腊政治提出了正义、公共领域和民主等政治问题，周朝政治则提出了天下、治乱、德治、和谐以及民心等政治问题。

    天下体系的创造是个奇迹。殷商时，周乃小邦，处于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夏商的政治中心在东部。“小邦周”到底有多小，据史学家估计，其人口大概5万以上，最多6万~7万，战车300乘而已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77~78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外交水平很高，又有足以服人的盛德，在西部甚至中部的许多小国中颇具号召力。商朝核心领地是最发达地区，人口可能超过百万。周武王兴兵伐商，许多友邦会师助战。据说勇力过人的商纣王发兵70万来迎战，应该是夸张，有史学家认为最多是17万，恐怕还是夸张，对于百万之国，如果能出动7万兵马就算是倾巢出动了。总之，虽然商纣王兵马远多于周联军，但商纣王一向暴虐无道，大失军民之心，加上无考的原因诱发其中很大部分部队哗变倒戈，以致周武王一战成功，“血流漂杵”《尚书?武成》。而天下大定。周虽夺取了天下主位，也得到部分诸侯的支持，但殷商遗民人数众多，还有一些亲近殷商的诸侯以及一些本来就桀骜不驯的部族，人心未定，叛乱多发，多方皆需安抚，因此，以小邦而居天下主位的周政权面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政治局面：如何用以小治大的方式做到以一治众。

    传统的以一治众的模式总是由一个最大最强的霸主来实现，这是自然统治方式。但周乃小邦，本部人口非常有限，显然不适合采用传统的霸主或盟主的那种依靠强力的统治方式，而必须寻找和发明一种不靠强力而靠信誉的统治方式，这只能是一种让众国万民都愿意给予稳定的政治承认和信任的全新制度。简单地说，周只能发明制度以代替强力，而且这个制度必须能够摆平万邦的利益冲突。当时部族众多，号称万邦，实际上周王未必知道到底有多少部族，虽然万邦所及地面有限，但在效果上相当于世界的感觉，因此，周要发明的制度必须把所有可能的政治实体都考虑在内，也就是必须把整个天下的可能情况考虑在内，于是，如何创造一个具有普遍正当性的世界政治制度，就成为周的首要政治问题。政治就从世界问题开始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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