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修辞术与辩证法之争（2）

    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却都怀抱更高理想，他们承认语言的力量，但决心从语言中发现正确的力量（这就是从logos发展出logic的理由第一本完整的逻辑著作是亚里士多德写的，但书名为《工具论》（organon）。logic一词直到公元3世纪才由alexander of aphrodisias赋予今天所使用的“逻辑”的意义。（参见［英］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10页。）），以便拯救语言的堕落，把语言引上真理之路。真理被认为是判断什么是公正和不义之可靠依据，而公正又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和正当性依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推崇辩证法（dialektikos）。辩证法和修辞术是亲缘性的论辩技术，都是关于如何说话的技术，但有三个根本区别：（1）修辞术是叙述式的滔滔之词，而辩证法是问答式的论证与反驳。这一似乎有些表面化的区别其实有着深刻意义。连续的叙述意味着灌输，是单方面编织的一套宏论，而问答则承认他人心灵的自主性，是平等的对话者。问答显然符合比赛的传统高贵精神，对话不以愚弄或者欺骗对方为目的，任何人的话语都必须接受对方的理性审查，每个人的话语都必须经过他人的批判而被认定为正确才是正确的，因此，辩证法是一种反驳的技术而修辞术是推销的技术。（2）言论的互相反驳意味着言论必须能够经受言论的考验，为了能够反驳任何表达错误，或者为了找到不可能被驳倒的正确表达，语言必须约束自身，于是辩证法就从logos（言论）中发现了logic（逻辑）。逻辑的本质就是语言对自身的应用情况的约束和限制，就是语言对自身正当性的检查。尽管不能说诡辩和修辞术对逻辑没有贡献，但逻辑的主要规律确实是在辩证的道路上发现的。（3）既然辩证法以真理为目的，它就等于试图把语言的政治活动化归为知识活动，或者说，试图让合法的知识成为合法的政治论辩的依据。这样的话，政治就不得不超越意见而去寻求真理，而一旦真理成为话语之争的可共度标准，也就拯救了堕落为敌我关系的话语比赛，语言的公共领域将变成具有高尚精神的比赛，就像古希腊运动会那样。

    不过，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寻求真理，虽然没有理由彻底否定这种可能性，但肯定难于上蜀道。苏格拉底自己使用辩证法讨论了大量问题，尽管他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却几乎没有获得任何一个正面的结论，无非达到了“自知无知”这样一个“智力茫然”的结果（aporia）。如果正确的思维方式并不能保证人们找到真理，这不仅导致知识论的困难，而且可能导致政治混乱。这个知识论困境典型地表现为“美诺悖论”。美诺诘问苏格拉底说：“苏格拉底呀，你怎么能够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寻找它？就算碰巧遇到了

    它，你又怎么知道那就是你不知道而却在寻找的那个东西呢？”plato:meno80d,loeb这个悖论的严重性在于，假如不得不承认正确的思维方式在寻求真理上终究帮不上什么忙，那么，是否存在真理就对政治生活没有实际意义了。既然任何规章制度（nomos）都没有真理依据，那么“无知”就等于承认无标准，进一步就可以合法地蕴含行为上的“无赖”。阿里斯多芬在《云》中编造故事讥讽苏格拉底：有个无赖青年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辩证法并且因此知道人人都“无知”，于是提出这样的论证：既然法律并非真理而是人定的，那我凭什么不能制定一个新法律，使“殴父”成为合法的？aristophanes:clouds1421?1425行。可见，如果逻辑与知识只不过有助于排除错误，却不足以形成正确的观念，那么仍然等于没有标准。知识的这个局限性是意味深长的，它已经开始挑明了知识与价值是不可贯通的两个领域。苏格拉底不畏艰险试图打通这两个问题，从而消除人们在价值上的混乱而阻止社会堕落。虽然至今也没有充分理由证明苏格拉底的伟大事业完全是徒劳，但至少有理由说，知识确实无法推出价值，知识也不能用来否定价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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