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20）

    宋高宗五月在应天府登基，十月就到扬州。本来被金人占领的两河之地百姓自发组织红巾义军，用高宗建炎年号，与金人作战。听到高宗“南幸”，失望之余，红巾军纷纷解体。宗泽坚守汴京，每战必胜，敌军闻风丧胆，呼之日“宗爷爷”。他团结义军数十万，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却始终未能实现其北伐中原、恢复失地、迎还二帝的壮志，终于忧愤成疾。临终前连呼三次“过河”而卒，真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宗泽一死，豪杰离心，义军焕散。宗泽在时，金人不敢过河。宗泽死后，汴京又很快被金人攻陷。

    高宗不敢北上返京，把两河中原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敌人，把太后、六宫送到杭州，自己则躲在扬州。他重用黄潜善、汪伯彦这两个奸佞之臣。这两人既昏庸无能，却又专权横行。金兵已经南下，而这两个人却还在作梦，不信是金人入侵。侍御史张浚因参赞御营之事，对黄、汪二人说金人必来，请作好准备。黄、汪两人反而嘲笑张浚。这样两个人，高宗却拜他们为左相右相，还说：“潜善作左相，伯彦作右相，朕何患国事不济。”也正是这两个人，竭力劝高宗“南幸”，这也正合高宗的心意，所以一拍即合。建炎三年，金大将粘没喝玫陷徐州，接着又相继攻陷淮扬、淮东、泗州、楚州等地，直下扬州。还在扬州的高宗听内侍报告金人到了，吓破了胆。他顾不得乘銮舆带仪仗队，也顾不得文武百官了，自己穿上盔甲跨上马奔到瓜州镇，总算找到一只小船，渡江逃到镇江。随行的只有王渊、张浚，一个内侍和几个兵丁。那时，黄潜善和汪伯彦却带着许多幕僚在听和尚说法，听完，正在会餐，堂吏大声嚷嚷：“皇帝走了!”两个人犹如五雷轰顶，急急如丧家之犬，向南狼狈逃窜。扬州城中居民闻讯，争着涌出城门，以至被挤死和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尸首互相枕籍，道路为之堵塞。百姓怒火冲天，要找奸贼算帐，恰逢司农黄锷也到江边，军民误以为是黄潜善，骂一声“误国误民的奸贼！”就一涌而上。黄锷还没来得及辩白，头已落下，做了一个替死的冤魂！这时，金将马五率领五百骑兵先到扬州城下，听说高宗已经南逃，追到杨子桥。高宗出逃时，什么都没来得及带，连从东京搬来的祖宗的神主牌也扔下了。太常少卿季陵背着宋朝的九庙神主牌出逃，出城没几步路，城中已经火光烛天。季陵被金军紧追，在逃亡途中把宋太祖的神主牌失落了。

    高宗逃到镇江，召集臣下商量去留。有人请求高宗留在镇江，以为江北声援；有人则认为现在即使不能争夺中原，也应建都金陵，凭据江、淮、蜀、汉、闽、广，以图恢复。这些，高宗都听不进去，他决意再南下杭州。

    高宗到了杭州，假惺惺下罪己诏，还实行大赦，放还士大夫被贬斥者，但惟独不赦大有功于目的原宰相李纲。这也是听信了黄潜善的鬼话，用不赦李纲来取悦于金人，因为金人最恨、最怕的就是李纲。

    黄潜善、汪伯彦两人，人人切齿痛恨。御史中丞张澄上书论这两人二十顼大罪，高宗不得已，只好免去两人的宰相之位，却还让黄潜善出任江宁知府，让汪伯彦出任洪州知府。

    面对金兵大军压境，高宗不思动员军民抗敌救国，却是向敌人摇尾乞怜。他写信给金帅粘没喝道：“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防守与逃亡而已。如今我想守则无人可守，想逃则无地可逃，所以惟希望阁下能可怜我了。我愿意削去我的旧号，这样天地之间都是大金之国，至尊的君主也只有一个，你何必还要劳师远涉而后快呢？”这简直是厚颜无耻地向敌人哀求，甘愿俯首称臣了。即便如此，金军仍然长驱直入，高宗也终于退至临安府（今浙江省部分地区）。绍兴五年，高宗在临安府正式建造太庙。殿中侍御史张绚一针见血地说：“去年建明堂①，①绍兴四年，宋高宗于临安府钱塘建明堂以祭天地。今年立太庙，是将以临安为久居之地，不复有意中原。”所以，南宋诗人林升有诗云：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取材自《宋史·本纪·高宗》、《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宗泽守汴》）

    37.“屈已求和”

    宋高宗用秦桧为宰相，下决心向金国求和。绍兴八年，金国主金熙宗派遣张通古、萧哲为江南诏谕史，由南宋使者王伦陪同南下。金主“诏谕江南”，显然是把南宋朝廷和宋高宗当成他的藩属。所以，金使张通古等也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一路上要所过州郡的官员以臣礼拜受金国诏书。知平江府向子諲不堪此辱，不愿下拜，只好上表辞官。可是，宋高宗身为一国之君，却决心“屈己求和”，不但接受诏书，并准备以臣礼事金。直学士曾开责问宰相秦桧：“愿闻所以事敌之礼!”秦桧直言不讳：“若高丽之于本朝耳。”当时高丽正是宋朝的藩属。曾开气愤地说：“你应该强兵宫国，尊主保民才对，为何自卑自辱到这等地步!”秦桧抬出了皇帝，说：“皇帝的决心已定，又有什么可说的!”当时，曾开和张焘、晏敦复、魏矼等一大批大臣都竭力劝说高宗不可受金人诏谕，不可与之讲和，但高宗不听。于是，吏部员外郎许忻、兵部尚，兵王庶、枢密院编修胡铨也纷纷上疏。许忻上疏说，“金人以‘诏渝江南’而来，是飞尺书丽下本朝，这哪里是什么讲和呢？金人毁我宗庙，劫我二帝，侵占我国土，涂炭我人民，我朝受莫大之辱，贻万世之饥，即使和约真的成功，也是把我今日之土地，先拱手让敌，岂不痛哉！”如此痛切的言论，高宗却不予理睬。王庶上书列述不可和议的七条理由，结果反被免官，先是被贬到潭州，后又以“欺君罔上”的罪名夺职家居，这还不算，几年之后，又以“讥讪朝政”的罪名流放到道州，终于死于流所。胡铨的抗疏尤其慷慨激烈，疏中骂高宗的议和使者王伦不过是“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因“宰臣”瞎了眼，才派这样的人去做使者，天下的人无不切齿唾骂。疏中又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所居的皇位，也是祖宗的皇位，为什么要把祖宗的天下变成金虏之天下，以祖宗的皇位变为金虏藩臣之位？丑虏不过是猪狗也！我堂堂大国，却去拜猪狗，陛下忍心这么做吗？陛下不觉悟，耗尽民间膏血而不恤，忘却国家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把整个天下都奉献给金虏而甘心为臣，天下后世将会说陛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呢？”胡铨又直指秦桧，说秦桧不能致君尧舜，反而要皇帝去做石晋。胡铨要求断秦桧之首，当街示众，再逮捕金使，兴问罪之师，如不能这么做，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愿在小朝廷求活！这奏章真可谓痛快淋漓，气壮山河!胡铨上这样的奏章岂能有好结果。高宗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下诏除名，又下诏播告中外。这一下，激起公愤，朝臣纷纷上书相救。高宗与秦桧迫于公论，不得不让胡铨临广州盐仓，但又以“饰非横议”的罪名下诏除名，贬至新州。胡铨的奏章，轰动天下，不胫而走。胡铨从此也声名远播。宜兴进士吴师古，因为刻印流传胡铨的奏章，被流放袁州.胡铨谪广州，朝士陈刚中去“祝贺”，被流放到安远县。胡铨谪新州，同乡人王廷珪以诗赠行，结果也被流放辰州。

    宋高宗为什么要“屈己求和”呢？据他自己说，是因为他的生母宣和皇后还在金国为俘虏。他说：“不和则无可还之望！”这一理由，即使真是高宗的真实想法，也是荒唐的，因为要是高宗决心恢复中原，使岳飞等人“直抵黄龙府”的心愿得以实现，太后焉有不归之理。那时，求和的恐怕就不是宋朝，而是金国了。高宗的生母宣和皇后在绍兴十二年由金人归还宋国，付出的代价是，抛弃了半壁江山，屈杀了抗金名将岳飞。宋高宗本人向金国称臣，破坏了臣民们一致抗金的民气，宋高宗赵构也以一个无比屈辱的皇帝著于史册。

    （取材自《宋史·本纪·高宗》、《宋史·后妃下》、《宋史·向子諲》、《宋史·胡铨》、《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二十一·高宗绍兴八年》、《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二十五·高宗绍兴十二年》）

    38.赵鼎之死</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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