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金（12）

    皇太后死后，果然有人将宋仁宗的亲母是李宸妃的事情告诉了宋仁宗，还加了点传闻：“听说李宸妃死于非命。”宋仁宗听后，哀哭不绝，心里不免怀疑是太后加害李宸妃的。于是追赠李宸妃为李太后，下诏改葬在永定陵。在换棺木时，宋仁宗亲自哭视①，《宋史·后妃上》说是宋仁宗亲自哭视李宸妃尸体，《续资治通鉴》则说是来仁宗派李宸妃的弟弟李用和视棺。今从《宋史》。见李宸妃棺中因为贮满了水银，所以面色如生，衣冠服饰都和皇太后一样，宋仁宗叹息说：“人言岂可信哉！”此后，对抚育自己的皇太后家族刘氏的照顾，更加优厚了。

    （取材自《宋史·后妃上》、《宋史·吕夷简》、《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八、三十九·仁宗明道元年、二年》）

    24.夜饥不敢索烧羊

    宋仁宗生活俭朴，数十年如一日。嘉祐八年，宋仁宗身体欠佳，韩琦等大臣到宫中福宁殿奏事，看到宋仁宗所用的帘幕、裀褥，都已灰暗破旧，看得出已经用过多年而没有换新的。韩琦等拜贺。宋仁宗说：“朕居宫中，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宫中所用的钱都是生民膏血，怎么能轻易浪费呢！”宋仁宗平时穿的衣服，经过多次洗涤，颜色变旧，仍旧不肯换新衣服，宫人常以宋仁宗的衣服过于敝旧，作为笑谈。

    有一天，宋仁宗早上起来后，对近臣说：“昨夜睡不着，觉得腹中饥饿，想吃烧羊。”近臣说：“陛下何不降旨要御膳供应？”仁宗说：“朕听说宫中凡要什么东西，外间就以为惯例。如果朕一旦夜间要吃烧羊，以后外间必每夜宰羊，以备不时之需。这一来，朕偶尔的需要，造成的浪费太大了。朕只好忍一日之饥，以防无穷的浪费了。”左右听了都称万岁。又一次，宋仁宗在锦苑散步，不断回头，侍从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等到宋仁宗回宫，对妃嫔们说：“朕口渴极了，快取水来。”妃嫔们取来熟水，对宋仁宗说：“官家（宋时宫中称皇帝为“官家”）何不在外面取水，以至熬到如此渴法！”宋仁宗说：“朕屡次回头，但近侍们都不明白朕的意思，若开口要水，则恐怕有人因为照顾朕不周而获罪，所以只能忍渴回来了。”还有一次，宋仁宗吃饭时，看到食器中有虫，恐怕有关部门由此得罪，只得装作不看见。

    所以《宋史·本纪·仁宗》篇末赞语说：“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在位四十二年，一贯实行“忠厚之政”。这段时间，也是宋代政治安定、国力殷宫、百姓安居乐业的时期。

    （取材自《宋史，本纪·仁宗》、《续资治通鉴·宋纪三十九·仁宗明道二年》、《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一·仁宗嘉祐八年》）

    25.重用外戚惹出的麻烦

    宋仁宗宠幸张贵妃，爱屋及乌，张贵妃的父亲张尧封已死，而伯父张尧佐健在，于是想到要提拔张尧佐。不料，这一来就引起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

    张尧佐的得官本来与张贵妃无关，早在张贵妃没有得宠之前，张尧佐就已经由正途的进士出身为官，曾经当过县官和知府。而且声名很好，能够晓喻百姓，划定田亩疆界，减少诉讼；还能平反冤案。问题是，宋仁宗因为他是外戚的关系，将他提拔得快了些。谏官余靖立即就上书提出：“提拔张尧佐不宜太快。过去陛下因为宠幸杨美人和尚美人，而致废郭皇后，这个教训应该吸取。”这些话，应该说是讲得相当尖锐的，但是宋仁宗没有能听进去，还是连连提升张尧佐，到皇祐二年，把他一直升到给事中、端明殿学士，拜三司使。侍御史何郯上书说：“三司使张尧佐，虽然是由进士登第，历来为官也无过错，但是突然升用，一般人都认为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才能，只不过是身为外戚的缘故。外间议论，认为陛下将要委以两府（宰相及其副职参知政事主管行政；枢密使及其副职枢密副使主管军事，宋代称之为两府）重任。如果真有此任命，谏官必然会以外戚不宜担任两府重任的理由，以死力争。这种局面一旦出现，就会两难，罢去尧佐的任命则伤圣恩，不听谏官劝言则害君德。害德则陛下受损，伤恩则近戚生怨。不如给予尧佐以富贵而不授以实权职务，大家不为难。”这封上书虽然使宋仁宗有所顾虑，但重用张尧佐之心还是不死。

    当时，还有传言说，宦官王守忠想当节度使，宋仁宗也已经同意，快要下诏宣布了。侍御史彭思永听到消息后，打算和同僚一起向宋仁宗提出，不宜重用宦官外戚。有人说：“这只是传闻，不足为据，要到诏书正式下达才能提出反对。”彭思永说：“宁可先提而得罪，诏书一出，就难以挽回了。”于是单独上书宋仁宗说：“听说陛下打算提拔张尧佐、王守忠；外成秉政，宦官用事，皆非社稷之福。”宋仁宗看到上书后，大为震怒，降诏查问彭思永：“你这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谏官吴奎闻讯后，向宋仁宗提出：“御史从来允许风闻，所说的事情如不合事实，朝廷也应该含容；如果认为不能含容，可加之以罪，但不宜穷究消息来源。一旦穷究，以后有事谁还敢告诉御史，这岂不是陛下自蔽耳目!”中丞郭劝也提出，不应加罪提意见的御史。宋仁宗想通了，这才息怒，不再追究。于是罢去彭思永侍御史的职位，改任湖北转运使。而张尧佐以及王守忠也因此而不能升任参知政事和节度使了。

    但是，宋仁宗提拔张尧佐的心仍旧不死。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宋仁宗先下诏说：“后妃之家，不能任两府职位。”然后将三司使、户部侍郎张尧佐一下子提拔为宣徽南院使（仅次于宰相、枢密使两府的重要官职）、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过了几天，又给他加了一个官职：群牧制置使。这样，张尧佐就身兼四使。宋时的“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部、省级干部。另外，宋仁宗还赐张尧佐的两个儿子张希甫、张及甫为进士出身。这一来，又引起了谏官们的强烈反对。谏官包拯、张择行、唐介等人上书说：“陛下即位三十年，未尝有失德之事。而近五六年间，破格提升张尧佐，群臣都议论纷纷。其实，过错不在陛下，而在近臣、女谒及执政大臣。女谒近臣，经常窥探陛下的意图，知道陛下没有立太子而有所宠爱，无不暗自有所趋向加以巴结。执政大臣（指宰相）不思用大义来规劝陛下，而是谄谀顺从，以求保住高官，唯恐提拔张尧佐不力而不能使陛下满意，这就使得陛下越来越溺爱后宫。宰相近臣的这些做法难道是真正爱护君王吗？伏望陛下从大义出发，追还对张尧佐的破格提升的官职。必不得已，在宣徽使、节度使两个官职中，给他一个就可以了，群牧制置使也应罢去，让他在外郡任职，这才是真正保护外戚，使他们安全的做法！”

    和张尧佐同一天从尚书左丞提升为御史中丞的王举正，上殿向宋仁宗告谢时，又同时上书，力言不应提升张尧佐，书中说：“张尧佐不过是一个庸人，只因为是贵妃家属，一下子同时任以四使，又赐他二予以科名，在朝诸臣，无论贤愚，众口一词，莫不嗟叹惊骇！过去汉元帝时，冯野王是冯昭仪妃子的兄弟，大臣们都因为他有贤能而推荐他，但是汉元帝说：‘如果朕重用野王，后代必定认为朕私于后宫亲戚。’本朝太宗皇帝孙妃之父，也只授以一般无权的散官。这实际上是保全外戚，不使他们因为非份的隆盛而倒台。伏望陛下远鉴前古美事，近守太宗圣上范例，收回对张尧佐的任命，给他一郡之职，以息中外之议。”奏上以后，宋仁宗置之不理。王举正于是在上朝时要求百官慢些退朝，再次面谏宋仁宗。与此同时，殿中侍御史张择行、唐介以及谏官包拯、陈旭、吴奎等也面谏宋仁宗，并且当场指责宰相文彦博不该同意宋仁宗对外戚张尧佐的任命。宋仁宗听了这些谏言后，很不高兴，命宦官宣旨要百官退朝。

    过了几天，宋仁宗下诏说：“近来台（指御史）谏官累次提出要求罢去张尧佐三司使职务，又说他是后宫亲戚，不可用为执政官，如果授与他以其他比较高的官职，比较妥当，朕这才授他以宣徽使，并且同时下诏：‘后妃之家，不能任两府职位。’如今台谏官再三上疏，说的话自相反复，同时在进对之时，又失于喧哗，按律应当罢黜，朝廷特示含容，不予追究。应由中书对这些举措失当的臣子加以戒厉（一种处分，包括警诫、诰难等内容），自今以后，台谏如果要相率上殿，须事前报告中书预先请示。”这时，宋仁宗怒气未息，大臣都不敢讲话，枢密副使梁适说：“台谏官的责任，就是谏劝皇上，即使讲话过头一些，仍望陛下体谅。陛下宠张尧佐太厚，恐怕不是保全他的方法。”张尧佐也上书，要求辞去宜徽使、景灵官使。于是宋仁宗下诏学士院，同意张尧佐的要求，免掉他的宣徽使、景灵宫使，也不再坚持要中书省对御史、谏官等加以戒厉。随后，左正言贾黯也上书说：“谏官、御史，不参预时政，所说的话，自然不免有传闻，一有失言，就加以戒厉，加之以诘难沮辱，这不是广开言路之道。请陛下仿照唐太宗用王珪、魏征的旧事，凡执政大臣上殿奏事，须一名台谏随入。”又说：“陛下曾下诏，凡台谏共同上殿奏事，都要事先禀告中书等待陛下旨意。本来，能够进见陛下直谏的人，只有谏官和御史。如果照此诏书办理，陛下就不能知道外事和意见了。请仍按原来的做法为便。”宋仁宗余怒未息，也置之不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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