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65）

    自李云、杜众死后，宦官们等邪臣越来越横行无忌。太尉黄琼自己估计力不能制奸邪，于是称病不朝，同时上书汉桓帝说：“陛下即位以来，未有胜于前朝之善政，诸梁专权，宦竖充朝，李固、杜乔以忠言横见残灭，丽李云、杜众又以直谏随后受诛，海内伤惧，加以怨结，朝野之人，以忠为讳。如果对一般鸟类覆巢破卵，凤凰也就不肯飞来了；如果对一般兽类杀牲害胎，则麒麟也就不会出现了。这是因为物感相应之理啊！宦官挟邪，群辈相党，与梁冀腹背相亲，共为奸恶，至梁冀诛时，又将这批奸邪之徒与忠臣同时显封，粉墨杂糅，所谓置金珠于沙砾，碎璧玉于泥涂，四方闻之，莫不愤叹。臣世受国恩，身轻位重，敢以垂死之日，陈不讳之言。”上书以后，汉桓帝置之不理。

    黄琼死于汉桓帝七年，将葬时，远近四方名士来送葬者达六七千人。黄琼未做官前，就是名儒，在家教授学生。黄琼有个学生徐稚，字孺子，在黄琼做了大官后就不再出现在老师面前了。黄琼死后，徐稚前去吊孝，按礼将酒洒在地上，哀哭而去。负责治丧的人认不出徐稚是谁，告诉黄琼的学生们说：“刚才有一个书生来，衣粗薄而哭得伤心，没有留下名字。”诸名士说：“这必是徐孺子。”于是公推善于言辞的茅容轻骑追赶徐孺子，终于追上了。茅容沽酒买肉，请徐孺子吃了一餐，问以国家之事，徐孺子不答；问以田稼之事，徐孺子才肯回答。临行时，徐孺子托茅容转告名儒郭泰说：“大厦将倒，非二绳之所能系，何必栖栖遑遑地忙那些无益之事！”

    茅容回来，把这一切讲给众名士听。有人说：“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徐孺子不肯与茅容谈当世之事，岂非失人乎？”郭泰说：“不然，徐孺子之为人，清洁高廉，饥时非其人不肯食，寒时非其人不肯衣。如今他能和茅容一起饮酒食肉，说明他了解茅容之贤。至于不回答国家之事，这就应得上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了。他要茅容转告给我的话，我要拜受，作为师表。”

    郭泰，字林宗，是名重一时的儒生，有知人之明，善于奖掖后进。有人劝他做官，他说：“我夜观天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撑了。我只能优游卒岁而已。”不过他还是住在京城教诲其他儒生不息，只是对政事已经完全不想过问了。所以另一儒生范滂评价郭林宗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意谓他对一切功名利禄都能看得很破。

    汉桓帝时儒生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类似徐孺子、郭林宗式的人物，他们已看到，国家政局全无希望，力图远离政治。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迹象。自董仲舒、公孙弘开始的汉儒，一直是积极进取、以天下为己任的，这一传统几乎笼罩了两汉所有的儒生们；只有到了统治阶级已经到不可救药程度，儒生们成批被迫害、被杀戮时，这一从来都是自居于和统治阶级同命运地位的儒生阶层中，才会分化和发展出徐孺子、郭林宗这种类型的人物。如果统治阶级当权派再不从中吸取教训，那么，东汉政权的垮台，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取材自《后汉书。孝桓帝纪》、《后汉书·杜栾刘李刘谢列传》、《后汉书。陈王列传》、《后汉书·文苑列传》、《后汉书·郭符许列传》、《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资治通鉴·汉纪·延熹七年》）

    133．宦官战胜清官

    宦官及其亲属掌权后，贪赃枉法，儒生出身的官僚由于坚持儒家的治国理想，看不惯这批贪官污吏，这样，这两批人就不断处于紧张的斗争状态，由于汉桓帝的昏庸，这类斗争往往以儒生出身的官僚失败告终。

    兖州（今山东省西南部及河南省东部）刺史第五种，是汉光武帝和汉明帝时的名臣第五伦的曾孙。第五伦为官以公正贞自称，有盛名于当世；第五种亦有曾祖之风。中常侍单超的侄子单匡为济阴（今山东省荷泽附近地区）太守，借单超之势贪赃，第五种想逮捕单匡，找不到执行此事的适当人选，了解到从事卫羽一向雷厉风行，便找来卫羽对他说：“听说公不畏强梁，如今我打算有一件重要的事派你去做，行不行？”卫羽说：“希望能操刀一割。”卫羽于是奉刺史命，驰至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当时济防郡治所），逮捕单匡宾客亲吏四十余人，六七天下来，查清单匡贪赃五六千万，第五种立即将单匡贪赃情况奏报汉桓帝，并弹劾中常侍单超。

    单匡感到窘迫，便派刺客任方去刺卫羽，卫羽将任方抓住，审讯后弄清情况，报告朝廷，送任方关入洛阳狱。州内震傈，朝野嗟叹。

    这时，正好杨秉重新起用，被任为河南尹，刺客任方及单匡赃案便应由杨秉来处理。杨秉又是被宦官逼死的名臣杨震之子，杨家也是著名的儒学世家；杨震、杨秉均以廉洁著称于世。单匡恐怕杨秉彻底追查此事，秘密安排刺客任方越狱逃亡。于是尚书以徐方越狱事诘责杨秉，杨秉说：“徐方胆敢越狱逃走，是因为背后有单匡。单匡派人刺执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如今刺客胆敢越狱，背后还不是有单超在策划吗？像单超这样的元恶大凶，若加宽纵，必为国家之害。希望用囚车把单匡征来朝廷，加以审考，必能弄清奸人的纵迹头绪。”而尚书们不敢得罪单超，竟以徐方越狱之事归罪河南尹杨秉，奏报汉桓帝，判决杨秉服劳役，后来杨秉虽以久早赦出，而单匡之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还不算，宦官单超还阴谋进一步陷害兖州刺史第五种。

    当时，兖州地区的泰山上有叔孙无总领导的三千多农民起义军盘踞，州郡无可奈何。卫羽对第五种说：“泰山险阻，征讨无用。卫羽愿意去说叔孙无忌归降。”第五种同意了，卫羽于是去见叔孙无忌，备说祸福，因为第五种为官清廉，著有声名，叔孙无忌于是率领其部下三千余人归降。这本来对汉家王朝是件好事，但中常侍单超却正好抓住了辫子，就利用这件事陷害第五种，报告汉桓帝后，竟将第五种充军朔方。叔孙无忌等人马上重新造反。

    单超的外孙董援正担任朔方太守，因为第五种曾经劾奏单超的侄子单匡，所以单超通知董援，等第五种一到朔方，就整治他。第五种的旧部下孙斌知道单超将第五伦充军朔方，本身就包含着整死他的阴谋，于是对友人闾子直和甄子然说：“老子说：盗憎其主，民恶其上。从来如此。第五使君将要充军朔方，而单超的亲戚正为朔方太守。我想追回使君，庶免其难。如能将使君追回，要拜托给你们两位了。”两人说：“你只管去，这也是我们的想法。”于是孙斌会同一批侠客从充军的路上日夜不停地追赶第五种，一直追到太原，在一处险阻隐僻之地，格杀监送第五伦的吏人，让第五伦乘马回来，孙斌自己步行随从护送：一天一夜行四百余里，逃回来由闾、甄两人将他藏匿起来。

    单超死后，第五种才遇赦，不再做官，死于家中。

    这件事说明，儒生出身的官僚，虽然想匡时救世，但在整个朝廷中所处的地位上，没有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抗衡。同时，单匡派刺客刺卫羽，孙斌邀集侠客们救第五种等类现象的出现，如与泰山聚集三千余农民起义军的情况综合起来看，可见东汉后期由于吏治，州县官吏和警捕系统已渐渐处于不能正常运行的状况。这对任何社会而言，都是一种十分可怕的危险。

    但是汉桓帝由于信任宦官、冤杀谏臣，对这种危险全无察觉。延熹二年冬，中常侍单超生病，汉桓帝立即提升单超为车骑将军；和熹三年春正月，单超死。单超是五侯当中为首的人物。单超死后，其他四侯更见重用，也更为骄横不法。天下流传着一首谣谚说：“左（倌）回天，具（瑗）独坐，徐（璜）卧虎，唐（衡）雨堕。”这些人都广起府第，以奢侈相尚，其兄弟姻戚，都担任州郡宰守，掠夺百姓，过于盗贼，所以民不堪命，到处官逼民反，东汉皇朝至此已经形成了衰败的局面。

    （取材自《后汉书·孝桓帝纪》、《后汉书·第五钟离宋寒列传》、《后汉书·杨震列传》、《后汉书·宦者列传》）

    134．拒谏杀两太守

    由于汉代独尊儒学多年，尽管汉桓帝时已经出现了郭林宗、徐孺子那样认为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的儒生，但是儒生出身的官吏还是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急于想纠正宦官所造成的东汉政权摇摇欲坠的局面，情绪也转向激烈和急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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