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4）

    此时此刻，日本人需要“解放思想”。两点很重要，并成为衡量日本国民解放思想程度的重要指标：

    其一，在日本，哪些群体属于精英？我想，还是不得不想到“官僚”。民主党上台以后提倡并实施的“政治主导”正在大大削弱官僚对决策过程的参与，大大降低官僚对决策的动力和权限。尤其在“千年一遇复合型大危机”后的今天，政治家应该认真反思如何才能让在全日本最为聪明的大才子集团——官僚们发挥应有的，潜在的作用，而不应该从嫉妒、盲目、被动、情绪化的角度单方面制约官僚的权限。我坚决认为，在负责行政的政府部门里有多少具有能力和责任感的官僚对日本可持续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如此。精英汇聚的官僚机构才是日本最大的智库。

    其二，各界之间人才的流动性，跨行业、跨学科、跨背景的交流与劳动颇为关键。日本是“纵”的社会，劳动市场相当死板、僵硬，各界之间缺乏畅通的交流与互动，这一点对解放思想显然利大于弊。只有在不同行业人士之间频繁交流，合理进行资源分配，才能掌握发展中的根本途径。

    另外，日本目前的权力过于集中在东京。当代日本是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艺术等方方面面，其中心都集中在首都东京。这一长期以来的“怪象”既不利于提高日本的国家魅力，也不利于分散发展风险。我甚至建议，日本政府可以考虑把首都部分功能迁移到东北地区最大城市，也是此次大危机的中心城市仙台，让优秀的官员们直接在重灾区现场指挥，强有力地落实灾后重建的过程。

    灾后日本生产力严重遭遇损害的此刻，北海道、关西、四国、九州等其他地方要奋斗，不能因一个地方遭受危机而影响其他地方的活力，而正好相反，应该取长补短，互相竞争。

    日本未来的复苏取决于民间和地方能走多远，为此，官方和中央能放多大权益。

    六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化浪潮的深化，日本国内近年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值得警惕，它往往趋于集团化和情绪化，是蔓延性的，非理性的。不管日本正在衰落与否，日本人在东亚地区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过去发展的经验，主动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与经验。中国崛起与全球化浪潮正在考验日本人能否突破民族主义的局限，从而达到国际主义的高度。这一点也与日本复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未来有可能被人类推动的“东亚共同体”而言，日本也要培养“开放的国际主义”，而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

    危机发生后的此刻，日本务必要把坏事变成好事，举国一致把大危机视为走出“失去二十年”的战略契机，复兴起来，重建家园，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独立自主的声音和立场。危机发生后，日本企业正在比以前更加认真考虑如何把其生产、销售、研发、人才培养等基地转移到海外，为的是进一步推进日本对外开放，避免国内的灾害风险，应对世界上最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以及必然产生的人才匮乏困境。

    不过，危机发生后在日本国内逐渐发生的“保守主义”令人沉思。被媒体记者问到“你们都看到了日本这一国土作为生产、销售基地的国家风险，会不会进一步把生产和销售基地转移到海外去呢”，不少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们回答说：“这一趋势恐怕不可避免，尤其对中小企业来说，国内市场本来就很小，与大企业的竞争不平等，无法生存下去，就到东南亚、印度等地方去谋生。但对大企业来说，正是因为国家陷入风险的时候，才有必要思考如何在我们自己的国土内解决问题，无论日本土多么频繁发生自然灾害，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使用这里的土地，雇用这里的人才，请这里的人消费，这是基本的原则。”类似的声音目前似乎逐渐升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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