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1）

    日本怎么办：从战后到灾后

    3月11日，那一天，我正好在东京，亲身经历了一次从未遇到过的大地震。

    4月11日，我到岩手、宫城、福岛三县，亲自考察了重灾区现状。作为一名日本青年，也从未遇到过那种“废墟”。我主动把自己埋在废墟里，想象日本当年战败后的“废墟”究竟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被解放”的感觉，有的是一种惨痛，无奈和困惑，即这些年陷入着“失去20年”的日本，又遭到了“千年一遇”的复合型大危机。我们还能站起来吗？

    从战后到灾后，时隔66年，日本人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发展的思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沉重的现状和不明朗的未来不得不迫使日本人进行历史意义上的大反思。

    一

    二战前夕，日本国内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海军与陆军之间等内部关系出现了利害冲突，文官、文化人、媒体人、学者，甚至天皇都无法阻止军部之“暴走”。历史证明，日本社会的集体主义或跟风心理既成为发展的动力，也成为阻碍生存的弱点，至今依然如此。

    战后日本被美国改造，即民主化与非军事化，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重新进行国家建设，被改造的那一刻，我相信，祖国的前辈们显然抱着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战后《和平宪法》在立法层面禁止了国家政府对外发动武力战争。日本战后的军部无疑丧失了战前和战中的特权。海外媒体有时主张的“日本重新回到军国主义路线”或“日本正在企图成为军事大国”的说法早就不合时宜。

    有一个日本前首相叫石桥湛山。他是著名财经杂志《东洋经济周刊》的创始人，他是对军部掌控权力下的政府走向对外扩张、发动战争的“大日本主义”明确提出批评的、罕见的知识分子。石桥当年相当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坚持反对日本对华的殖民政策，主张“贸易立国”。在日本战后发展的历程中，许多有识之士对“大日本主义”进行反思，并认为石桥前首相的判断是正确的，有远见的。

    当今日本人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反思石桥提出来的“小日本主义”很有必要。他曾探索的是日本如何在西方与东方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找到自己合理位置的问题。而对于当今日本对外政策来说，关键在于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倡过的“共鸣”，即如何在美日同盟与对亚洲政策，尤其对华政策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温和地尊重国际利益，务实地寻求国家利益。

    2008-2011年期间，在中国和日本分别发生的几次地震，包括这次日本的海啸，从加深两国国民关怀和友谊的角度看都起到了积极和善意的作用。灾害会拉近两国国民之间的情感——灾害无国界，友谊更无界。

    2008年5月12日发生汶川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第一伸出手，派遣救援队，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谢意。自从我2003年4月来到中国后，2008年5月是中国人对日情感最好的时候。这次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也一样，中国政府和人民伸出了温暖的手，日本国民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情感也好转，发自内心地表达谢意。这几年的感动故事证明，“防灾”也是21世纪初促进日中关系的重要途径。

    二

    1970年代，日本大力发展核电项目与当年两场石油危机密不可分。日本不是“自古以来”就是重视核能源的。核能源在稳定供应、经济效率、环保作用三个方面上比其他任何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水、风、太阳等，更具备优势。在之前依赖度最大的石油之供应因石油危机而出现短缺后，日本政府与电力公司立即做出反应，商量对策，从确保未来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携手推进核电项目的判断与决心，这符合时代和发展需求。</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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