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能否优良地生活下去？（4）

    随着全球化、地区一体化等新潮流，日本也必然面临国内外不确定因素，承担崭新的国际责任，付出国际贡献，很有可能给日本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例如，“超高龄化社会”的到来必然迫使人口以及劳动市场结构重新调整，如何实施“移民政策”则必须成为全民讨论的话题。根据厚生劳动省的预测，日本劳动力人口在2005年达到峰值的6770万人后逐渐下降，到2025年减至6300万人，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也将逐渐向“头重脚轻”的方向发展（15-29岁为17.1%，30-59岁为63.5%，60岁以上为19.7%）。内阁府发表的《2008年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如果不能改变少子化趋势，205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将减至4228万人，还不足2008年的2/3。

    基本的社会秩序将在21世纪中期之前被重建。日本人不得不改变陈旧思维，实事求是进行观念改革。维持社会稳定不意味着什么都不改。时间不能停止、逆流。“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社会国际化”、“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等课题必将涉及到日本人如何扩大生存空间，如何寻找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

    亚里士多德谈到城邦优良的生活时有这样一个论述：

    “对个人和对集体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都数相同；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就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所以这是明显的，个人和城邦都应具备操持闲假的品德；我们也反复论证和平为战争的目的，而闲假又正是勤劳（繁忙）的目的（那么这些品性当然特别重要）。操持闲假和培养思想的品德有些就操持于闲假时和闲假之中，另些则操持于繁忙时和繁忙之中”。

    亚里士多德在从“优良”的角度考虑城邦治理时，把“闲假”的实现视为必不可少的因素。据他论述，就精英或当政者无法“闲假”的政体而言，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多么发达，军事力量多么强大，其社会本质上是“不优良”的。

    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日本与其他国家社会一样，高薪者一般倾向于非常勤奋工作。这群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平时要加班，周末得上班。生活特别辛苦，几乎没有娱乐。他们的纳税率最高，“纯收入”就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低薪者群体的生活比高薪者群体轻松很多。收入低，纳税率就很低。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趋于比较完善，即使是低薪者，基本生活是能够被保证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低收入阶层反而享受着“精神富”，因为生活没有太多的压力，不那么勤奋工作，不那么认真反思。一个高中毕业生每天打工10个小时，周末休息，平均月薪能达到20万日元（13000元人民币）。

    谈到这点，我必须提出一个问题；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到底哪个更加幸福？根据多个统计数字，目前日本四分之一的人是属于所谓“打工族”，就是“靠打工过日子”的人。我曾经多次对“打工族”做过访谈，抽取大部分相关人士对自身生活状态的看法，大致如下：

    “你们靠打工过日子没有什么担忧吗？”

    “没有啊，靠打工也能过日子啊，而且没有什么压力，过得很轻松、自由啊！”

    “对社会地位也好，名誉也好，你的一生都会这样度过，你不会对此感到厌烦吗？”

    “哎哟，你也问这个问题啊。日本这么发达，生活有什么不便啊？国家大事由优秀的官僚来决定就好了。对我来说，只要能轻松、自由过日子就可以了。还追求什么呀？”

    面对这群人的想法，我想日本当政者及精英阶层对此更值得思考。日本作为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国家，无论是低层阶级、中层阶级还是高层阶级，满足最起码的物质幸福没问题，且都能被保证。问题是，高薪者究竟凭什么那么勤奋劳动，凭什么为国家的财政缴纳那么多税金？而低薪者作为社会阶层的一部分，究竟以什么角色参与政治社会以免使得自己彻底“边缘化”？大家密切关注贫富差距，当政者为恢复70-80年代的“1亿总中流社会”作出努力的同时，也应该思考让高薪者们尽可能多些“闲暇”时光，尽可能避免低薪者被边缘化的问题。

    日本人能否享受“优良生活”，关键还是取决于“精神”层面。作为一个迈向“公民社会”的城市化国家，日本的各阶层将以什么样的心态，以什么样的角色面对并创造个人生活，参与政治成熟的过程呢？城邦能够维持长期稳定吗？统治政治社会的精英阶层（主要指从事国家公务的“官僚”，他们一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上，许多官僚过去因“过劳”而去世）以什么样的心态，如何在社会关系上索取与付出之间保持相对合理的平衡，即实现“闲假”呢？

    官僚、打工族以及庞大中产阶层，都是构成日本社会的“公民”，缺任一阶层，社会治理必然失去秩序和稳定。这是比较肯定的前景。不过，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讲，日本人还是应该从亚里士多德那吸取教训，即精英阶层的“闲暇”既是不容忽视，也是不可或缺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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