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能否优良地生活下去？（2）

    并且，他把两者结合起来总结出：

    “愈接近合乎中庸政体的政体必然就愈好。显然，最优良的政治共同体应由中产阶层执掌政权，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

    不难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中庸”和“中产阶层”这两块视为“治理城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德性”在于“中庸”，中庸是实现“理性”的前提。一个城邦承担着的庞大中产阶层则是得到“优良治理”的前提，换句话说，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

    不管是社会结构、民族传统、地理位置、国民性质、历史发展、对外交往、政治体制还是经济发展，日本在世界史上是属于独一无二的“国民国家”（中文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日本既是属于“东方文化”的岛国，也是近代以来吸收西方制度文化的“半西方国家”。从国家分类看，日本可以说是个“孤儿”。

    以色列日本问题专家艾森斯塔特在《日本文明——一个比较的视角》中提出：“谈起日本早年进行的一些研究探索的课题内容，那就是能否在一个具有等级制度、表面上受约束的，而且注重美学和个人修养的高度民主文明化的社会中找到幸福和达到人的价值完善。而这又转变为另一个问题，即有无可能将这些特质和经济的成功结合起来考虑。在所有的这些讨论中，涉及较早所指的日本人的强烈集团承诺意识、忠诚、和谐、一致，这些论题无论在西方学者还是日本学者的讨论中都得到着重强调，并被视为理解日本社会独特性和其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所在。这些论题与西方主张的高度原则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态度及意识形态的对峙形成极鲜明的对照。”

    日本的民族结构基本上趋于“单一”。“单一性”涉及到日本社会的每一角落：信息、物价、观念、企业、家庭、规格、教育、语言、行为模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随着历史的脉络与时代的发展，日本社会也逐渐培养着多元文化。本着克服“少子老龄化”，实现国内劳动市场流动化、多样化的使命感，“多元主义”将是日本人朝着未来努力下去的目标和途径。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的两大政党——民主党（与社民党、国民新党联合执政）和自民党的对内外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趋同性”。前一阵，日本政局实现了“变革”，“趋同政治”也依然在继续，没什么实际变革。如何走出金融危机下的国内不景气？如何有效引进海外优秀企业和劳动力？如何使财政健全化，并确保未来养老年金？如何巩固日美同盟，同时重视亚洲外交？如何在国际社会上提高日本的政治发言权和外交地位？实质上很难找到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政策差别，只是言语之争。日本的政党政治以两党为核心的多党制，但从各个党派、派系之间的关系看，它与其说是美国式的“垂直竞争型”，不如说是日本传统的“水平合作型”。日本不适合推行经常轮换的两党政治，更适合相对稳定、比较固定的、实际上的一党政治。

    日本战后奉行着17、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即政体由立法（国会）、行政（政府）、司法（法院）机构组成，而三者必须是相互独立，形成制衡的形态。三权分立后来广泛而深刻地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三者是相互独立的，但由于日本的政治发展切实反映着各个组织之间的“勾结性”。政界、官界、财界之间的“铁三角”也是一个道理。不仅是政治舞台上或政府机构之间，日本国有、民营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够“暧昧”的。这点与日本社会的“单一性”无不有关。日本人不欢迎“你死我活”的竞争社会，更能接受“相互扶持”的合作社会。</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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