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马太效应（1）

    朱皇帝把全国人民分为三大类：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这叫做“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豪强大户没法逃税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两者之间是最简单的因果关系。

    说句实在话，我们现在的某些部门，未见得能有朱皇帝这种民本意识。征税本来是面向全民的，那么就应该把所有征税对象的收入情况搞清楚，然后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这乃天经地义的事。

    可是现在，工薪阶层的收入明明白白，富人的收入却是暗箱状态。有多富？不能查，不敢查，怕打击了富商的猾性。

    什么都怕，就不怕不公平！结果越富的人，缴税相对却越少，“马太效应”愈演愈烈。

    所以，我们未可小瞧朱元璋这位皇帝的“人民性”。

    不过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明朝对商人实行的是轻税制，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也就反哺国家。我前面说过，华夏民族只要给它安宁，它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明初制定的宽松政策，虽然后来有所变质，赋税逐年加重，但毕竟给了人民一个喘息、恢复的时间。这样，经历了200年后，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发达之势。

    特别在张居正推广了“一条鞭法”以后，对商业繁荣的推动更大。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富人可以“出钱代役”，也就是交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个政策，目的是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很不得了，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营在徽州（别名新安）。他们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称为“新安大贾”，算是旧社会里的一股新兴势力吧。

    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俎》，里面记载，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也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演绎的那一支。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现在有人评说，晋商，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列为“世界三大商帮”，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需要储备粮食，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水陆商路四通八达。

    江南一带因为手工业发达（丝绸、瓷器、棉纺、造纸），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儿的人至今都还活得很滋润。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蓬勃生长出来了，互相勾连，枝繁叶茂。

    我们今天的商业都市布局、城市规模和市民生活模式，无不留有明朝盛世的痕迹——老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所以，不了解明朝的那些事儿，行吗？

    大明王朝玩不转一张小小的纸币

    谁也想不到，在历代王朝对货币已经玩得很娴熟的年代，大明王朝的货币，却是扭扭摆摆，总是不顺，走了一个“铜钱——钞币——银锭”的曲线。

    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准备做皇帝的时候，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采用的货币是古老的铜钱。当时准备以“大中”为年号，所以铸了一批“大中通宝”。

    到了后来，年号正式定为“洪武”，于是户部的忠厂（宝源局）与各地的忠厂（宝泉局）又铸了“洪武通宝”。</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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