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奇特的“捉钱”专业户（3）

    唐代的借贷合同，条文规定得很细密。因为有时皇帝会忽然高兴了，对全国百姓开恩，全面“免责”，把公私债务一扫而光。所以，有的放债人还特别在契约上注明，即使碰上皇帝免除债务，这一笔借款也不在免除之列（圣旨对契约关系无效）。

    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上，还有关于欠债不还的条文，写明如果借方拖期不还钱，那就要以家产抵充。

    唐朝法律，一般是不审理这些民间债务纠纷的，但是有明文规定，当你强收别人的家产抵债时，如果其家产价值超过了你借出的金额，就要以“赃款”论罪。

    这就是说，黄世仁可以向杨白劳追债，官府对这是不管的，但是你要是把人家女儿抢去抵债，那就是抢夺财产了——道理大致如此。

    唐朝法律还规定“不得回利作本”，也就是不得按复利计算，不能把欠息折算成本金计息，搞“驴打滚”。

    在我少年时，经常看到控诉万恶旧社会的文章，“驴打滚”是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说穷人借了“驴打滚”的债，最后被债主逼得家破人亡。

    唐朝为了杜绝“驴打滚”，对放债取息有严格限制。比如，因借方还不上本金，拖延日久，导致付息超咕金一倍的，那就算还完了本金。贷方要是另外再讨揖金，官方不予支持。

    后梁、后唐也延续了这一规定。仁慈的后唐明宗还明确规定：凡是付息超咕金一倍的，就算已经收回本金；付息超咕金两倍的，本金、利息都不得再讨要，两下里就算清账。

    我说古人在很多地方强于今人，有人也许要撇嘴。但这个事例起码说明：古人的思维逻辑还是很正常的，不会搞出200元的罚款单最后要交几万元滞纳金的荒诞剧。

    唐朝的政策看起来很人性化，但我也怀疑：民间实际情况怕不会这样温和。因为，凡是官方强调的，在实际上的情况可能就是正好相反。这一点我们在读史时也不要太单纯。

    在《旧唐书》里就记载着，有借款人向富商借了8000贯，逾期三年没还，大概属于恶意欠账。结果富商告了官，官府将借债人收捕，一顿打板子，限期偿还，并警告说还不上就要抵命。

    这也是够厉害的！一面是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一面是维护债权人利益，都是真理，就看你强调哪一面了。

    谁的钱币在飞

    对中国古代金融业来说，唐朝就是一场大大的春雨，催生了形形色色的信用方式，也催生出了各种金融机构。除了前面所说的“公廨本钱”之外，还有别的类型。

    这里分别来说一下。

    汇兑：这项业务，是从唐代起才开始有的。

    现代银行里，汇兑是最基本的业务之一，但古代早期没有承揽这项业务的机构，所以李白才在诗里写“腰缠十万贯”。那时候用钱，就只能随身带。

    今天有人较真，说：“一贯钱十斤，那么十万贯是多少斤？这么多的铜钱如何缠在腰间？甭说十万贯，十贯钱缠在腰间都行走困难，骑鹤上扬州更无从谈起。”

    呵呵，不错。从李白的浪漫，可以看出现实的尴尬来。

    在古代做一个行商，不大容易，真正的太平盛世还可以，世道稍一不靖，带钱上路就有性命之虞——绿林好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

    唐代，带钱上路难成了燃眉之急，不够是因为治安问题，是因为钱币缺乏，有些地方政府立法，不许钱币出境，后来连京师也限制商人运钱出境。这一来，钱只能在局部地区流通，有时候大把钱在手，却办不了事情。

    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由京师的商人想出来的。

    举例说明：一个四川商人，在京师卖广柑，赚了十万贯钱，他没法子把这钱带回家，那么，在回乡前，就可以把钱交给剑南道的“驻京办”。

    这种驻京办，往往有好几个不同系统的，可任意挑选。比如，可以交给各地在京的进奏院，也可以交给各地军政衙门的驻京办。

    此外，交给民间人士也行，比如在剑南道有联号的京师富商。

    只要你把钱给了他们，就可拿到一个文牒（取钱凭证）。这种文牒，是分成两半的，一半由商人自己持有，另一半由驻京办快递回本道。等他到达了剑南道，再到相关衙门去，经过“合券”手续，就可在当地取出十万贯来。

    这个办法，就叫“飞钱”。

    瞧古人这说法，是何等形象！

    ——你不是能够“捉钱”吗？那我就会“飞钱”！

    飞钱也叫“便换”，跟现代的汇兑毫无二致。所谓“文牒”，就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汇票。

    那时候的汇兑，不收汇费，你存入十万，到了地方凭汇票就拿走十万，相关衙门分文不取。

    那么，这些衙门难道是慈善机关，要干这种无利可图的买卖？</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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