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上海金融人物链：从王成明到祝均一（3）

    但这也凸显出社保基金收益率低下的现实，才导致祝均一铤而走险。实际上，社保金的投资渠道有限，这32亿存银行或者购买国债，4年收益不过七八亿，但出借给福禧投资，理论上4年来社保金可以收益十几亿。这对于监管并不严格的企业年金而言，是巨大的诱惑。

    看准了这一点，假使不是张荣坤，也会有其他人。按照张荣坤的思路，加大社保资金流动性，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投资，为社保资金提供稳定的回报——是多赢局面。而紧要的问题是，如果此次张没有被中纪委调查，这位公路大王将旗下在建的“嘉金高速公路”建成之后，运作在香港上市，归还社保金绰绰有余之外，摇身一变将洗白自己的出身。而且社保金似乎也确实能增值了。这一切的关键问题在于，张忘记了谁是社保金真正的主人。

    祝均一

    祝均一似乎也搞不清楚谁是社保金的主人，以为到了劳动与社会保障局的钱就是局长说了算的。对于下属年金中心的委托贷款行为，祝均一的表现无疑证实了这一点。上海市社保局下属的企业年金中心一共向福禧投资拆借36.5亿元（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但4年间福禧只归还了2亿元，尚欠年金中心34.5亿元。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祝案称：其违规行为包括允许资金用于购买沪杭高速的经营权是导致其落马的重要原因。虽然这可能是导致祝均一案的直接原因，但实际上祸根早已埋下。

    其中的症结在于祝均一主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对社保金的处置有很大的话语权。这是目前的体制所造成的，而不是上海所独有的现象。在社保金问题上，卡托（cato）研究所的杜展思提出要将养老金的产权落实到个人手里去，这一观点正是出于对“谁是主人”的担心而提出的。因为按照目前的情况，年轻人缴纳的养老金被用于支付养老金缺口，下一代养上一代的情况日益严重，而这种漏洞不及时加以弥补，后果将不堪设想。

    企业年金也是同一问题，如果想多收益就可以将收益部分灵活处置。问题在于企业年金是由企业缴纳，为企业职工养老负责，但现在企业和职工对于年金处置的决定不要说参与决策，连起码的知情权也是没有的。而年金中心和劳动与社会保障局却将处置、经营以及收益权集于一身。这一畸形的制度下，发生资金挪用以及违规操作的情况，是“顺理成章”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社保金就开始进入房地产市场，那么，上海这几年蓬勃发展的房市导致的收益应该相当可观，但事实却是社保金收益全无，还面临亏损的尴尬境地。理由是对社保金投资的限制是不允许投资房地产的。更可怕的是，社保金的产权不明，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无法构成产权投资，只能以参与建设的方式来进行房产投资。当时的社保金只能通过委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贷出（参看当时的《上海社保金管理条例》，后有修改），但建设公司以银行不能参与投资房产为由，将建设用地许可证等置于自己名下，而完全搁置了社保金的权益。一旦建设公司破产，社保金只能吃哑巴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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