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中国城市化还有多远？（2）

    在珠江三角州，与建设“国际性大都会”相适应，这里已经建成或准备建设的国际机场有六七个之多。人们不免怀疑，国土面积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能容纳六七个“国际大都市”吗？

    在京津附近的槐地区，城市规划求“大”争“霸”之风吹得也很起劲。“国际化”、“远东第一”、“30年不落后”等口号，已经成为决策者指导城市规划的硬指标。

    在京九铁路沿线，各地争相发展城市规模，沿线的13个中小城市均不遗余力地上档次。某市现有人口不足30万，却在城市规划中要在本世纪末建成百万人口的“淮北平原中心城市”、“新兴的国际大都市”。广东省河源市下属龙川县也提出，要借京九东风，建“国际大都市”，就连市里负责同志都认为“不可思议”。

    浙江台州地区在撤地建市之际，决定易地重建一座新城，打算把淑江、黄岩、路桥三地连成一片，新建一座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国际大城市，这里的决策者胆略可谓惊人。

    城市规划上的这种浮夸风并不是规划部门吹出来的，而是当地高层领导显示“政绩”的产物，决策者定下了调子，规划部门只能看眼色行事，于是，不顾当地具体条饥缺乏必要分析论证的国际化都市的规划蓝图便诞生了。

    还有一种倾向是相互攀比“县改市”。作为我国初级行政区划的县制，已沿袭两千多年，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宏观与微观之间的结合部，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项事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或许是由于历史太悠久和独具“中国特色”的乡土气，许许多多的“父母官”开始嫌弃古老而又土气的“县长”帽子，而觊觎现代色彩的“市长”桂冠。于是“县改市”就形成了一股风，来势迅猛，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

    为了“县改市”，有的县盲目扩大城区面积，有的县弄虚作假，虚报统计数字，瞎编建市条件，有的县大量向农民出卖城市户口；为了“县改市”，县里成立专门班子，不仅拨出专款作为“公关”费用，而且赋予公关人员种种超出法律之外的“公关特权”。“县改市”标有限，求大于供，竞争相当激烈，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正之风，某省民政厅有3名干部发“县改市”财，利用职权向迫切要建立的县索贿受贿，一年时间就捞了20多万元的好处费（包括实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县改市”的不良状况。

    没有好处，“父母官”们是不会劳民伤财地去要求撤县建市的。因为县改市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自主权和城建经费，可以多设机构、多安置人员、多提干部、多加工资补贴。至于建市有利于争项目、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等好处，都只是虚的了。县改市表面上看是“城市化”了，有一个实质性问题却没有改变，这就是大部分“市民”仍然是农民，充其量不过是农民工。因此可以说，一窝风地把县改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城市化带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所产生的后遗症，都造成了长久无法消除的危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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