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中国加快住房改革步伐（3）

    可见，住房改革直接限制了过度消费，同时增加了有效供给。更可贵的是在相当一部分城镇结束了无偿分房的旧方式，实现了体制转轨。

    一直处于点上开花的房改探索，为什么要在1991年大面积在全国推开呢？

    房改升温的背景

    自1988年的房改后，房改“势在必行，非搞不可”已成共识。多住房多花钱，少住房可得益，纠栈正之风，已成为居民议论的热点，深受群众的拥护。此后，因出现大抢购热潮，物价上涨引起全国通货膨胀，房改也陷入等待观望阶段。

    已经改革的城市和单位陷入孤立，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如成都是全面改革的特大城市，在售房中由于价格问题没解决好，有40多个改革单位，要求退回购房款。先牺牲个人利益的那部分群众看着一左一右都原封不动，觉得自己吃了亏，有不平心理。

    想搞房改的单位上不去，群众对房改迟迟不出台意见纷纷。如成都市1989年尚有200多单位要进行房改，报告压在市里不敢批。

    “下面”的百姓对房改表示认同，“上面”的层层官员也急迫要求加快房改步伐，如前文提到的建设部长和北京上海的市长们，“上边”为什么急？

    我国城镇居民的住宅国家包了40年，由于原来欠帐多，城市化速度加快和眼下双紧方针导致的国家财力紧张，以后无论如何包不了了。

    联合国曾对45个国家和地区做过调查，住宅资金投入产出比是1：1.64，产出效益是富强国力的源泉。而在我国每年投在建房上300亿元，维修现有公房还要补贴60亿元，这些钱犹如投入黑洞，光投入不产出，效益几乎等于零。住宅建设资金无法良性循环。到1989年底，全国仍有城市住房困难户538万户，其中人均居住两平方米以下的55万户，这538万户涉及2000多万居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再加上每年200万对新婚青年需要住房，住房短缺已成为最尖锐的问题，仅北京市测算，年资金缺口在15亿元。

    国家如牛负重，气喘吁吁，居民个人住房消费又少得出奇。

    住宅本是一件最大的消费品。有关部门调查了世界一些国家居民住房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为8.6%；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小康国家为11%；发达国家则在15%左右。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支出仅占个人平均收入的1.2%，不到烟酒糖茶消费的一半。

    据北京市提供的情况，1953年市房管局对1783户居民房租调查表明，房租支出约占家庭收入的9.27%；1954年为8.69%；1989年为0.89%。建国以后，工资收入不断增长，房租却不断下调。于是消费的投向集中于几大件上，形成要买就一哄而上，不买就市场疲软的局面，使我国消费品市场呈脆弱状。

    步入90年代，我国进入还债高峰，国家以往用于住宅建设的几百亿元投入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而市场疲软导致企业普遍经济效益下降，有些企业开支都困难，解决职工住房的投资能力大为减弱，出路只有一条，变国家“包”为国家“帮”，居民个人要承担买房、维修的大部分费用，加速向商品化过渡。

    深化住房改革面临的难题

    长期从事房改的干部们有句话：没房的盼房改；有房的怕房改；领导干部不敢改。

    房改首先触到的是各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

    1990年底，上海市的房改方案见诸报端后，最高兴的是棚户区的特困户们。虹口区新港街道是上海有名的棚户区，居民们看到将要实行的推行公积金和配房买债券大为兴奋，认为结束“蜗居”搬新楼有望了。天宝路302弄一位70多岁的老汉，一家5口，上有九旬老岳母，下有8岁孙女，四世同堂挤在12平方米斗室中。老人的儿子说：“照这样看，我们10年内有可能搬入新居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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