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广西五年（4）

    百色一年后，胡兰成又转到了柳州，在广西四中教了两年书，其间一度还到过桂林。他在广西前后五年，转了三四个地方，转来转去都是在中学教书。马孝安先回，陈海帆不久也离开桂林回北，南行同来三人只剩他一人在广西。他却不感觉寂寞孤单，他在做自己的事，在闭门苦读，这是他自中学毕业后真正开始读书写作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一生中最为集中、最为勤奋刻苦的读书研究期，广西五年研读，可说是奠定了他以后文章学问的基础。

    “从鲁迅游”及其他

    胡兰成到杭州读中学时，新文学热潮已过，他没来得及赶上。他的文学青年期是到广西后晚熟的，记录性的成绩，是他出了本散文集。

    胡兰成在抗战胜利后逃亡温州，与刘老先生以及夏承焘、吴天五等人来往时，称自己“曾肄业北京大学，从梁漱溟、鲁迅游，与漱溟时时通信”[1]。“肄业北京大学”事前已辩正。“从梁漱溟、鲁迅游”，梁漱溟暂且不提，从鲁迅游则是虚言，至少是夸大其词。

    从某人游，那是指亲随、贴身跟从某人请教和交往，这些，胡兰成绝无可能与鲁迅发生过。胡兰成婚前尚幼稚，胡兰成往北京时，鲁迅正于其时离勘京南下，往厦门大学任教，次年又往广州。鲁迅定居上海后，胡兰成在胡村和杭州斯家来去，他其时无职无业寄食于人，家中老小尚且不顾，不可能有文学青年的闲情逸致。只有当他在杭州和萧山谋到教职开始教书时，这才有可能往上海从鲁迅游，那是1929年至1931年间。遍查鲁迅这两年日记，不见有胡兰成名字出现。所谓从游，当然不是通信，也不是见一次两次面的事，鲁迅是大事小事都认真的人，有过交游的青年人不会不记下，可《鲁迅日记》以及其他有关这一时期鲁迅与青年人交往的记述中，从无胡兰成的踪影。反之，胡兰成若从过鲁迅游，不要说从游，即便见过一次面谈过话，按他素喜自重自大的性情，他也不会不提及。他在文章中讲过鲁迅，在他为《中华日报》《南华日报》所写的时评中引用过鲁迅，也提到许广平对他讲过鲁迅怎样怎样，却从未正面讲过自己见过鲁迅。所以，胡兰成从鲁迅游之类，用不着多考虑，只是他为掩蔽自己真实身份的随口胡说。不过，胡兰成若说自己早年曾是鲁迅的私淑弟子，那倒未尝不可，他毕竟给鲁迅写过信，寄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给鲁迅，就是他在广西写的散文集。

    查1933年4月1日的鲁迅日记：

    晴。午后复施蛰存信。下午寄蒋经三以《一天的工作》一本。往内山书店，得《版芸术》（四月号）一本，五角五分。得姚克信。得胡兰成由南宁寄赠之《西江上》一本。得母亲信，三月二十七日发。[2]

    检索1981年人民文学版《鲁迅全集》人名目录，“胡兰成”的注释为：“浙江嵊县人（或上虞人），文化工作者。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西江上》”索引的注释为：“不详。”[3]

    《西江上》可能是本什么书呢？

    胡兰成自己说：“我二十几岁在广西出过一本散文集《西江上》，文情像三毛十七八岁时之作，说愁道恨，如今提起都要难为情。”[4]

    广西有桂林山水，胡兰成却不太感兴趣，他对西江情有独钟，“要论山水，倒是西江上游将近平马县的一段，舟行回环，往往数十里不见人烟，浊浪激流，崖峡萧森，日色半隐，皆成水气，中有太古之心”。[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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