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续编（12）

    在我离开波士顿１０年之后，我回到家乡去探望了我的亲友。那时我的生活可以说比较安定自如了，也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才有能力做这样的旅行。在回家的途中，我到新港去看望哥哥，他这时已经把他的印刷铺搬到那里去了。我们俩的不和早已成为过去，我们俩相见十分亲热。他的健康已每况愈下，担心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了。所以，请求我一旦他去世，能够将他一个刚满１０岁的儿子带回家去抚养，将来长大也从事印刷行业。我很快就履行了对兄长的承诺，先送他到学校读了几年书，然后又带他回印刷所学习手艺。家业由他的母亲继续操持，直至他长大。此时我送给他一套新铅字，因为他父亲留下的铅字已经磨损坏了。我提早离开哥哥而使他所受的损失，如今做了充分补偿。

    １７３６年，我一个４岁的儿子夭折了，这是一个多漂亮的男孩呀，我很长时间为之悲痛不已。我直到如今还在为没有给他接种疫苗而后悔，因为他是感染上了天花而死的。我提这件事是为了提醒那些疏忽给孩子接种疫苗的父母。因为万一孩子因天花而死，他们将永远无法饶恕自己。我的遭遇说明，不管如何悔恨都难以挽回孩子的生命，因此千万不要忘了给你的孩子接种疫苗。

    我们后来发现讲读会的活动方式对人生非常有益，给了每个成员以莫大的满足。因此就有几位先生想介绍他们的朋友入会，但是假如这样做，那就会超过我们早先决定的１２人的限额。从创立这个组织起，我们就规定要坚决保守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自觉遵守这条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不甚适当的人士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应该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分会”，可以拟订与我们相同的讨论规则，同时探讨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得向该团体成员泄露自己与讲读会的关系。我指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体系带动更多的青年公民加入到道德修养的行列中来，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社员可以就讲读会所研究的题目在分会中进行讨论，然后把分会讨论的情况反馈回来。同时，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还能够增进生意上的具体利益，提高我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的观点经过这些分会的传播，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有五六个人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俱乐部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有“协会”、“葡萄藤”、“乐队”等。它们不但对社员有益，而且带给我们不少的乐趣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先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我以后在适当的时候还要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举出一些这类实例。

    １７３６年，我被推选担任议会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承担公职。我的当选在当时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第二年，当我名字又被提出来时（秘书的任期，跟议员任期一样是一年），一个新议员为了赞助另一个候选人，发表了一篇长篇演说反对我。但是我还是当选了，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的薪水以外，我还能从这一职位中获得很多有利的机会，和议员们保持联系，这样我就可能赢得为州政府印刷选票、纸币或者律法文书等生意，以及其他一些官方事务。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丰厚的。</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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