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①世界上的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来自实践，当然对于书法理论也不例外，书法理论和其他文艺理论等理论一样，它能指导创作，甚至能开一代书风。一种书法理论的产生和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政治等其他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甚至与创造某种理论的人本身的思想、文化素质也不能截然分开。不同的理论它的审美标准、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众所周知，唐太宗李世民在他的书论中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是"尽善尽美"，而韩愈却不以为然，认为"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犹能换白鹅"德国美学家姚斯曾经这样说过："文学作品从根本上讲注定是为这种接受者而创作的"①。人们在接受某种文艺作品时凭自己的直觉产生共鸣与否，但更重要的是作出理论评价时必须寻求某一种理论依据，书法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往往只存在理论家创造性的阐述后产生存在意义，获得艺术的生命。这一现象猛一听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世界艺术史，就会感到这是事实。荷兰画家梵高，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的画无人间津，他开个人画展时只有他一位朋友为照顾他的脸面和情绪，买了一幅画。然而经过理论家的评论，而使他的绘画作品价值连城。中国画家石壶在世时默默无闻，理论家发现了他而使他名声大振。书法理论同样也起到指导性作用，书法史上书风之所以不断地演变，显然与客观要求分不开，但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书法理论的导向。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创造者的作品只有进入读者批评阶段才能完成，评论家的褒贬使作品升降，这并不意味着评论可以随心所欲，信口雌黄，而是要根据一定的理论和审美标准，这是有其文化背景的。

    早在秦汉时代的书法家就将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提高到理论的高度，给后人留下了不少著作，例如秦朝李斯的《论用笔》、西汉萧何的《论书势》、东汉蔡邕的《笔论》、《九势》等。这些理论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略，到了东晋王羲之将书法理论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使之更加系统，更加深刻。王羲之的书法理论著作有《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记白云先生书诀》等。

    对于王羲之的书法理论著作除《自论书》以外，有些人认为是"依托"，即伪造的，所以对王羲之的书法作系统深入地研究非常困难。研究者需要真实可靠的典籍依据，王羲之的理论著作被贴上"假冒"的标签，故而许多研究者也只好袖手作罢了。有的人举出上述著作的疏漏、矛盾或语言文字上存在的与王羲之名位、修养不相符之处，来证明其著作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诚然，人们列举的某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以此来全面否认其著作及其真实性，说服力也是不足的，土羲之的书法著作当时在传抄翻刻过程中与原意发生偏差，这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个别字句从总体把握，就会发现有一个体系贯彻始终，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如果没有深入的艺术实践和浑厚的书底，是绝然不能写出来的。倘若将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对照上述的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一致的关系，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② [唐]韩愈：《石鼓歌》。

    ① [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1 版。一。王羲之：&quot;文义冠世&quot;、&quot;备精诸体&quot;是彪炳晋代的名流，上述著作主旨大要的提出似乎是非王羲之莫属的。清代冯武在《书法正传》中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quot;此篇非右军不能道&quot;。对王羲之的《论书》评论说：&quot;非自道，必不能如此确而妥。&quot;周绍良先生说：&quot;这两篇文章至晚当是六朝时代的人总结王羲之书法而写成的。因之它是可以作为讨论王羲之书作参证的重要依据。&quot;①对于时代久远的文论、著作，如有人从分析的角度加以否定，有时会得到有些人的认可，因为一时拿不出真凭实据，难以推翻那些&quot;否定&quot;，弄个水落石出。有的只好存疑于世，必须等待地下文物的出土。如《老子》、《孙膑兵法》就是一例，这两部著作被怀疑达一千多年，直到考古工作者从长沙马王堆和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中拿出了证据，这两部著作才被确定无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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