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地下到地上

    天津下一站：“地上时代”的喧哗与骚动

    1.“让天津人都看到希望”

    10年前，陈质枫想不到自己能为天津作涉及1000个亿的城建规划。陈现任天津市副市长，主管城建。他清楚记得1990年整个天津的城建资金只有区区7000万，这些钱“现在还不够修厕所的”。

    在1993年前，还是天津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陈质枫曾带队用1年多的时间对天津的城建作了一个“摸底”。结果令人惊讶：全市1／4以上的老百姓居住在164片共768万平方米的成片危陋平房中，“很多房子用手就能把墙推倒”。

    1993年7月，天津提出“力争用5～7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市区成片危陋平房的改造”。与很多人一样，陈质枫当时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当年年底的危改动员大会上，时任市长的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同志发了脾气：你们不同意搞危改，那我把你们的房子收回来，让你们搬到小平房里去住一个夏天，完了再写篇体会看这事到底该不该干！

    当时，这个因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20世纪80年代“下放河北”而“整整落后了16年”的城市，“老百姓普遍有点灰心”，与其他兄弟城市高涨的改革开放热情反差鲜明。“政府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如何让大家看到希望。”天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富源回忆说。经过调研，政府将天津的“精神振奋点”选在了呼声最高、涉及人数最多的危陋房改造上。当时曾有人为危改算过一笔账：每年至少需投入40亿，总投资将超过300亿。但政府没钱，让建委“自己想办法”。

    2.“经营”危改

    从1993年危改工程起步到2000年全面完成改造，“我们创造了许多开创性的措施，完全走的是经营的路子”，陈质枫说。

    起步之初，政府想开放，开发商却不愿来。原因是“总投资15.5个亿，一算账得亏好几个亿”，河东区原中山门危改指挥部副总指挥姚长宝说。1995年河东区政府开始寻求“区企结合”，

    明确提出“让开发商有利可图”。市区两级政府本着“能减则减，能免则免”的原则，对13项收费标准实行了减免，中山门地区危改才得以启动。

    需要拆迁的768万平米成片危陋平房中，有177万平米在红桥区，而占地80多万平方米的老城西地区又是其重中之重。1995年，红桥区在老城西进行了芥园西道的建设，开始了“以路带危改”的探索。1995年10月29日，芥园道建成通车后，原来不敢涉足老城区的开发商纷纷抢滩。

    天津最早的拆迁标准是根据人头安置，后来是根据住房面积，“拆1平米还2.5平米”，但还是难以解决还迁房位置和楼层分配不均的问题。1995年，红桥区政府在芥园道拓路改造中，将危改与房改相结合，提出由货币分配代替实物分配的新思路，在全国首行“货币还迁”尝试，拆迁户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来选购住房。

    从1995年到2000年，天津共发放货币安置款近190亿元，有力拉动了房地产市场。

    7年危改，天津共拆除危陋房屋869.3万平方米，竣工住宅1656.2万平方米；34万户居民喜迁新居，许多空置多年的商品房被争购一空，共销售商品房1947万平方米，6年中年销售量平均以14％的速度递增；办理个人购房贷款90306件，贷款金额99.01亿元，支持个人购房836.58万平方米，平均年递增速度为165％。“从1993年到现在我们已经拆了2000万平米，花了近500亿。全部通过开发，财政基本没拿钱”，陈质枫说。与此同时，天津市gdp增幅2001、2002年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危改的过程也是一个经营城市的过程。陈质枫认为：由危改带动的各类需求已经渗透辐射到多个产业，并将对全市未来的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在危改的过程中土地的“级差地租”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样是一块地块经过危改后，不但实现了自身价值，也带动了周边地块升值，天津的城市资产得到了跨越式的增长。据测算，危改7年间，天津gdp年均增长为12.2％，其中有约2.7个百分点由危改直接和间接拉动，其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2％左右。</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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