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小说考证对《红楼梦》用力最多，成绩最突出，影响也最大。1 他由考证《红楼梦》而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从清朝乾隆中叶(18世纪60年代)《石头记》抄本问世开始，便有与曹雪芹同时的“脂砚斋”评阅批点，2 到本世纪20年代初，约一百六七十年间，许多人喜爱评点和考证《红楼梦》，以致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所谓“红学”，后来一般人称之为 “旧红学”，以区别于胡适一派的“新红学”。

    这种旧红学，有的保存了著者曹雪芹及《红楼梦》创作情况的一些重要材料或线索，有的包含着很有见地的评论与赏析，但大多是主观的臆想与附会。例如，旧红学中影响很大的索隐派，以穿凿附会、烦琐考证的方法探索《红楼梦》所“隐”的是何人何事：有的说是写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故事，有的说是写纳兰成德家事，有的说是“康熙朝的政治小说”。虽然具体说法不一，却都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迷宫。

    试以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为例，3 该书开卷即说：“《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他根据这个假设比拟引申，以为“红”影“朱”姓，“石头”指金陵，以“贾”斥伪朝，以“金陵十二钗”影指仕清的江南名士：林黛玉影朱彝尊，因为绛珠仙子的“珠”与“朱”谐音，黛玉所住潇湘馆比附朱彝尊的号“竹”；王熙凤影余国柱，因为“王”为“柱”字偏旁之省，“熙”字俗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即二“王”字相连也；史湘云影陈维崧，因为陈字其年，号迦陵，史湘云所佩的金麒麟当是“其”“陵”二字之借音；……诸如此类。蔡先生说他用的是“三法推求”，“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4 但其实也完全如胡适所说的是猜笨谜，只不过是很认真的猜笨谜、很认真的烦琐考证与附会罢了。

    胡适考证《红楼梦》，首先向旧红学挑战，指出他们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15 要真正了解《红楼梦》，就必须首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第一个来打破这种《红楼梦》谜学的就是胡适。

    胡适的考证从考察《红楼梦》作者的身世入手。

    《红楼梦》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但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大家又都不很清楚，从袁枚的《随园诗话》起便一直误认雪芹为曹寅的儿子。6

    胡适为此费了不少工夫。1921年3月他作《红楼梦考证》初稿时对曹氏的家世也知之甚少，他也相信袁枚的话，以曹寅为曹雪芹之父。4月间，他在学生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下查得了《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曹楝亭全集》等许多材料，7 得知曹家祖孙三代四人相继都做“江宁织造”，长达58年，在任上办过四次接驾(招待皇帝)的阔差事，正是“天恩祖德，锦衣纨”，荣华富贵极了，与《红楼梦》描写的贾府颇相符合。他对袁枚的话也开始有所怀疑，但仍疑信，以为曹寅是“老年得子”，故对雪芹“宠爱之极”，取名字也搞点特殊化。8

    5月的一天胡适在京师图书馆翻查《楝亭书目》，有位张中孚先生告诉他说杨钟羲的《雪桥诗话》里有关于曹雪芹的事迹，9 胡适于是向单不广先生借到《雪桥诗话》及《续集》，果然查得：“敬亭(按，清宗室敦诚字)……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常’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10 这条材料实在重要，由此得知曹雪芹的名字及他是曹寅的孙子。胡适查得此条，否定了袁枚的误记，也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许多假设，却使他感到“狂喜”不已。

    后来胡适又得到《八旗诗钞》(即《熙朝雅颂集》)和《八旗文经》，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得知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及其他许多材料。这年的11月，胡适便写成《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考定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之孙，曹 之子，生于极富贵的家庭，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但后来“大概因亏空得罪”，家被抄没，《红楼梦》是他在破产倾家之后的贫困境况下做的，止80回。据此，胡适便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结论，他说：“《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甄贾两个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这个“自叙传”说是新红学派的一个根本性观念，初提出来的时候，读者囿于旧说，多不大信服。经过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诸人艰苦深入的考证，搜集了大量实际可靠的材料，考定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确与书中的贾府宝玉“绝似”，也符合《红楼梦》开卷的“作者自云”及“石头”所说的一番话，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和人物也确有曹雪芹及其家庭的影子。因此，对于索隐派牵强附会的各种臆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鲁迅当年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便屡引胡适的考证来批驳索隐派的谬说，并充分肯定胡适的“自叙传”说，指出：“然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11

    对于续作者高鹗，胡适也结合《红楼梦》的续书及版本问题进行了考证。起初，他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看到张问陶的《船山诗草》中《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有“艳 情人自说红楼”的话，诗题下有注云“《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12 又从《郎潜纪闻二笔》得知高鹗后来中了进士，他便去查高鹗的履历。那时他还不知道有历科《进士题名碑录》一类的书，便托顾颉刚到国子监去，在那高大如林的许多“进士题名碑”里找，居然查找到了：高鹗是镶黄旗汉军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科进士，殿试第三甲第一名，后来又为“侍读”、“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算是爬上去了的。

    据乾隆年间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记述关于《红楼梦》流传的情况：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抄本两部，一为《石头记》80回，一为《红楼梦》百廿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闽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苕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壬子是乾隆五十八年(1792)年，那时百廿回的《红楼梦》已有刻本，可以肯定高鹗续作《红楼梦》是在他中进士之前。

    胡适当时并未见到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但他自藏的《红楼梦》程乙本有高鹗的一篇序，写于乾隆辛亥(1791)年。据此，胡适断定他续补《红楼梦》“工既竣”的时候尚未中进士，处在“闲且惫矣”的境况，正因为如此，他才与曹雪芹的萧条之感大致相通，续作的后40回也就能基本上贯彻曹雪芹的创作意图，写成了一个大悲剧的结束。胡适对此大加赞赏，说：“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40回虽然比不上前80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他写司棋之死，写鸳鸯之死，写妙玉的遭劫，写凤姐的死，写袭人的嫁，都是很有精彩的小品文字。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常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我们试看高鹗以后，那许多续《红楼梦》和补《红楼梦》的人，哪一个不是想把黛玉晴雯都从棺材里扶出来重新配给宝玉？那一个不是想做一部‘团圆’的《红楼梦》的？我们这样退一步想，就不能不佩服高鹗的补本了。”

    但是，从《红楼梦》的内容和文字来考察，后40回又有许多地方不符合曹雪芹原定的想法。俞平伯曾举出几条，如第31回的回目“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确是可疑，史湘云后来似乎应该与贾宝玉做夫妇，但后40回全无照应。

    胡适很赞赏俞平伯的见解，他自己也举出小红的无结果、香菱的好结果、凤姐的下场，都与前80回里曹雪芹所暗示的创作意图不相符合。最突出的是贾宝玉的结果，本书开篇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又说“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岂有“兰桂齐芳”之理？而“悬岩撒手”难道就是出家成仙？胡适把这些版本文字上的问题同续作者高鹗的身世境遇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写贾宝玉忽然肯做八股文，忽然肯去考举人，也没有道理。高鹗补《红楼梦》时正当他中举人之后，还没有中进士。如果他补《红楼梦》在乾隆六十年之后，贾宝玉大概非中进士不可了1

    对高鹗的续书，胡适既肯定其核心部分保存的悲剧结局，又批评其“兰桂齐芳”、“贾家延世泽”等庸陋之见，分析颇有见地，而且与那时鲁迅等一些人士的看法简直是不谋而合，或者竟是相谋而合了。13

    对《红楼梦》的版本胡适也作过一些考证。他对80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的分析、对程伟元二次排印本的评断都比较中肯，但对《红楼梦》的各种原抄本他那时还缺乏感性认识，因此当看到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即戚本)“已有总评，有夹评，有韵文的评赞”，他就误以为是“很晚的抄本，决不是原本了”，他根本没有想到《红楼梦》的原本竟是有评注的。14

    因为不识货，后来他几乎错过了收买脂砚斋甲戌本的好机会。15 胡适自记这件事的经过说：“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了重价把此书买了。”16

    这部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虽然是只存16回的残本，却是至今发现的《红楼梦》最早的抄本，其朱笔细评中许多评语是其他本子所没有的，对于考证曹雪芹的身世和逝世时间、“脂砚斋”与作者的关系、《红楼梦》成书与修改的经过及80回以后预定的结构或残稿情形等，都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甲戌本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胡适对此本作了一番整理和研究之后，发表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篇长文，其他研究者也相继运用甲戌本的材料获得新成果。从此，研究《红楼梦》的人都渐渐看到了旧抄本的重要，也开始懂得怎样识别旧抄“原本”了。后来，又陆续发现了“庚辰本”、“甲辰本”、“靖藏本”、“杨藏本”等许多种抄本，使《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开 了一个新局面。17

    胡适曾经宣称，他考证《红楼梦》要“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亚东图书馆的新式标点本《红楼梦》问世，便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1923年，又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部著作出版，更加强了新红学的阵势。于是，新红学派以注重实际材料的新方法、“作者自叙传”的新观点和“整理过的”《红楼梦》亚东新版本，对旧红学发动了全面总攻击，打破了各种穿凿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从此，胡适派的新红学便取代了旧红学的地位，左右《红楼梦》研究达30余年，至今在海内外犹有相当影响。

    至于这种新红学是否“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得由红学专家们来评论。刚好著名红学家又是新红学大将的俞平伯先生曾经有一段评论，他说：

    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他们把假的贾府跟真的曹氏并了家，把书中主角宝玉和作者合为一人，这样，贾氏的世系等于曹氏的家谱，而《石头记》便等于雪芹的自传了。这很明显有三种的不妥当：第一，失却小说所以为小说的意义；第二，像这样处处粘合真人真事，小说恐怕不好写，更不能写得这样好；第三，作者明说真事隐去，若处处都是真的，即无所谓“真事隐”，不过把真事搬了个家而把真人给换上姓名罢了。18

    俞先生说的很在理。所谓“自叙传”说确有它“着实得多”的一面，它是从生平家世等客观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上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也大致符合文学创造的规律，因此，它与旧红学索隐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自叙传”说又有偏向，也即“过于拘滞”，以致把艺术与生活混为一谈，抹煞了艺术典型化的特点和意义。因而新红学派虽然捣毁了旧红学索隐附会的迷宫，后来却也陷入了以《红楼梦》附会曹家人事的新迷宫，从旧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淖里爬出来，有时又往往栽进新的主观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泥坑。胡适后来甚至还把《儒林外史》杜少卿兄弟家世的材料当作吴敬梓及其家世的材料，塞进了他所撰的《吴敬梓传》和《吴敬梓年谱》，这就完全混淆了艺术典型与真人真事的界限，“自叙传”说大约也发展到极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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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始，到1962年2月逝世前四日写的《红楼梦问题最后一信》止，胡适一生共写有关《红楼梦》的考证研究文章书信共约15篇，计10万余字，差不多占了他的小说考证文字的四分之一。他所开创的新红学派在红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2“脂砚斋”是何人？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近人看法颇多歧异。胡适的说法也前后不一，拿不定把握。最初，他认为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族的亲属”，或“亲信朋友”，后来又说“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到了晚年，胡适又回到了原先的看法，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最亲信的朋友”。《胡适口述自传》关于“新红学的诞生”一节有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按语，说“适之先生始终认为‘脂砚斋’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1页)。这话自然是未曾细检胡适论《红楼梦》诸文所致。

    3《石头记索隐》，原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至6期，后于1917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4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说到他的“三法推求”：

    ……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于是以湘云之豪放而推为其年；以惜春之冷僻而推为荪友；用第一法也。以宝玉逢魔魇而推为允；以凤姐哭向金陵而推为余国柱；用第二法也。以探春之名与探花有关，而推为健庵；以宝琴之名，与孔子学琴于师襄之故事有关而推为辟疆；用第三法也。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其他若元春之疑为徐元文，宝蟾之疑为翁宝林，则以近于孤证，姑不列入。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69页)

    5《红楼梦考证》1921年3月初稿，载同年5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楼梦》。同年11月改定稿，载1922年5月亚东初排本《红楼梦》再版；并收入《胡适文存》，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出版。引文据1926年8月9版，卷三，第185页。

    6袁枚《随园诗话》卷二有一条记云：康熙间，曹练亭(按，当作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辏人问：“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借此遮目耳。”素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相中。及陈获罪，乃密疏荐陈。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2版)

    7胡适考证《红楼梦》曾得顾颉刚俞平伯的帮助。他在口述自传时也曾说到：“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便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这些学生——尤其是顾颉刚——他们帮助我找出曹雪芹的身世。”(《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243页。)他们当年为此曾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后由赵肖甫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连载于1943年至1944年上海沦陷时期文化界印行的《学术界》杂志。分2编：上编为胡适与顾颉刚的通信，共27封；下编为胡适与俞平伯的通信，共登出17封，似未完。1943年8月《学术界》开始刊登这些书信时有编者的按语，录如下：“在过去20余年考证《红楼梦》的工作中，胡适之顾颉刚俞平伯三位先生自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这三个人，于考证工作进行之际相互讨论商榷，极为密切，其间书翰往还数不在少。我们可在这些书翰中见出三家治学论证的方法，其重要性有过于考证之结果者。兹由赵肖甫先生搜集三家讨论《红楼梦》书札，检付本刊，以飨读者，实深欣幸。”(《学术界》第1卷第1期。)这些书简多作于1921年4月至9月间，充分说明在用新方法考证《红楼梦》的初期他们师生是通力合作的，胡适得到顾颉刚的帮助尤多。

    81921年5月，胡适在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中得许多重要材料，可考定曹寅生平、曹家禄田所在及康熙南巡等事，与《红楼梦》所叙相符。又见《诗别集》卷中《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东轩诗友》三首之二有“承家望犹子”诗句，以为“曹寅当时年老无子，故曹 承继为后；曹 已立为嗣之后，曹寅又生子，此子疑即是雪芹，因为老年得子，宠爱之极，故打破侄辈从‘页’的单名例，而取名‘天佑’”。参看《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月1版，上册，第29～34页。按，曹 是寅之子，非嗣子；其嗣子为曹，是曹寅去世后过继的，即雪芹的父亲。而“天佑”，应为曹 之子，非寅子，亦非雪芹。（三版改注)

    9参看《胡适的日记》上册，第40页。

    10此条材料原见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六，第23页。胡适曾摘抄在1912年5月20日的日记里。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59页；后又引用在《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里，见《胡适文存》上海亚东9版，卷三，第212页。

    胡适关于《红楼梦》是作者的“自叙传”说多年来影响很大，或赞扬、吹嘘，或批判、打倒，各走极端，都不符合实际，都不公允。我们应该作一点历史的分析。

    一方面，胡适在考得曹雪芹“半生经历，绝似石头”(鲁迅语)以后才得出结论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胡适文存》卷三，第219页。)所谓“自叙传”，也就基本上是这“底本”与“影子”的说法，与今天所说的“模特儿”及“生活原型”的意义大致相同，是对生活和艺术关系的正确理解。因为有扎实的事实材料作根据，所以“自叙传”说便绝非索隐派毫无事实根据的随意附会所可比拟，而且对批判旧红学各种牵强附会的谬说起到了摧陷廓清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自叙传”说在“底本”与“影子”说法的基础上又将真理往前跨了半步，把艺术典型等同于生活原型，将作品中的人物与曹家一一比附，说：“《红楼梦》里的贾政，也是次子，也是先不袭爵，也是员外郎。这三层都与曹相合。故我们可以认贾政即是曹 ；因此，贾宝玉即是曹雪芹，即是曹之子，这一层更容易明白了。”(《胡适文存》卷三，第224页。)这就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否定了艺术典型化的意义，因此也就否定了艺术本身。胡适晚年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说了一些很不理解的话，恐怕与这一点也是分不开的。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4篇，清之人情小说”，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35至236页。

    12这首诗见《船山诗草》卷十六辛癸集，曾由顾颉刚抄出寄给胡适，即《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上编“三答查得关于高鹗及曹寅的材料书”(1921年4月4日)，载上海《学术界》第1卷第1期，1943年8月出版。

    张问陶(船山)的《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作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九月，题下有注云：“传奇《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诗云：

    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云房且唱酬。

    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

    逶迟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

    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帘外亦回头。

    转引自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月版，第45页。（三版注）

    1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到高鹗续书，也说：

    其补《红楼梦》当在乾隆辛亥时，未成进士，“闲且惫矣”，故于雪芹萧条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则与所谓“暮年之人，贫病交攻，渐渐的露出那下世光景来”(戚本第一回)者又绝异。是以续书虽亦悲凉，而贾氏终于“兰桂齐芳”，家业复起，殊不类茫茫白地，真成干净者矣。(《鲁迅全集》第9卷第237页)

    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又说道：

    《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无论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这样阔斗篷的能有几个，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至于别的人们，则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读者即小有不安，也终于奈何不得。然而后来或续或改，非借尸还魂，即冥中另配，必令“生旦当场团圆”，才肯放手者，乃是自欺欺人的瘾太大，所以看了小小骗局，还不甘心，定须闭眼胡说一通而后快。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鲁迅全集》第1卷第239页。)

    鲁迅的这些看法，与胡适的观点可以相参看。

    14《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6月3版，卷五，第565页。

    15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存16回，线装四册，第1回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话。甲戌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此本为大兴刘铨福旧藏，1927年归胡适。1949年4月胡适逃亡美国，便把甲戌本带到美国去了。1951年，胡适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摄成三套显微胶卷；1961年5月，胡适在台北“中央印制厂”自印，用朱墨两色影印，装四册，卷首有胡适所撰的“影印缘起”和跋。

    16此文原载上海《新月》杂志第1卷第1号，1928年3月10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9月初版。

    17魏绍昌的《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列有“《红楼梦》版本简表”，共三表，表一为“脂本”，列至今所发现的脂本共12种。读者可以参看。

    18俞平伯《读红楼梦随笔》，原载香港《大公报》，1954年1月1日至4月25日；转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1954年12月印行)第1辑，第27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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