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开始时是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以后，上海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中国各阶层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

    经过这场政治运动的推进，新文化统一战线迅速扩展，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更加壮大，新的社团、新的报刊不断涌现。胡适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兴高采烈地介绍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1

    《湘江评论》是**所创办的著名刊物，1919年7月14日创刊。它与上海的《星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一样，都是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影响下办起来的，不仅形式上完全仿照《每周评论》，在宣传新思想、抨击黑暗方面也取一致态度，所以胡适称它们是《每周评论》的“小兄弟”。《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就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没收了，但影响所及，成了五四时期全国著名的周刊之一。

    **在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康有为和梁启超，到长沙以后，读了《新青年》，就转而钦佩胡适和陈独秀了。他曾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2

    1918年9月**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助理员，见过陈独秀，很受他思想的影响；也去拜访过胡适，希望胡适能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3 1919年5月，**回到湖南，就领导学生运动，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回湖南以后曾经给胡适写过几封信，现存的一信如下：

    适之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省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此颂教安4

    **编的《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出版不久，胡适便注意到了，并热情地给予介绍和支持。胡适肯定“《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又特别赞扬**写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指出：“《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5 由此可见，当年**曾把胡适当“楷模”，胡适也很看得起**，而后来两人却走了根本相对的两条路。历史就是这样地不讲情面！

    对于孙中山先生领导创办的《建设》杂志，胡适也很重视，也在《每周评论》上作了介绍。

    《建设》杂志是1919年8月在上海创办的。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揭橥杂志的宗旨是：“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6

    胡适觉得《建设》的宗旨是很好的，而对照创刊号上发表的中山先生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认为“《建设》的前途是一定很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的”，因而赞扬说：“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7

    当时孙中山正在倒霉的时候。他“护法”不成，反而被南北军阀赶得无地容身，8 只好躲在上海，潜心著作他的《建国方略》。《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部分，表现了他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工业化强国的伟大理想。尽管其中不无空想及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却诚如胡适所说是一个“远大的计划”。9 但是，统治国家的军阀官僚们只把胡混当作实行，而把计划当作无用，他们攻击孙中山是空谈的“理想家”，甚至“党人亦起异议”，说孙先生的主张“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10 众口铄金，一时风靡，都反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真是一个“盲人瞎马”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胡适站出来称赞孙中山的计划和主张，他的识见是多么难得，而孙中山及其党人又该多么感激啊！

    此前不久，《孙文学说》由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11 中山先生曾命廖仲恺寄五本书给胡适，请胡适在《新青年》或《每周评论》上“对此书内容一为批评”。胡适膺命写了一篇书评，详细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他又称赞中山先生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孙中山的这本《学说》，正是担心他的《建国方略》大计划“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而写的。胡适如此称赞他为“实行家”、“有理想的实行家”，自然正中下怀，因而视为知音，十分感激。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说：“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12

    孙中山对胡适也很关心。这年6月陈独秀被捕，13 秋天《每周评论》被封，传说胡适也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当时有人再三要求孙先生打电报营救陈胡。孙中山没法答应，说：“你们要我发电报给谁？”恰巧这时候徐世昌、段祺瑞派许世英作代表到上海见孙先生，孙就乘机提起胡适和陈独秀被捕的事，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1据说许世英听了口口声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果然过不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由此一端，可见孙中山对陈独秀特别对胡适是何等关心、体贴和赞许。14

    然而，当孙中山再次被南方军阀赶出广州，亡命上海，以及他逝世之后，胡适却又对孙中山有许多非难与批评。这种反复已是后话，到后面再说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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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胡适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载《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

    2(美)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12月1版，第125页。

    3同注2，第130页。

    4见**中央文献研究室、**湖南省委《**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494页。编者有注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收**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三版注）

    5同注1。

    6《建设》杂志第1卷第1号，1919年8月出版。

    7同注1。

    8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总理掌管着北京政府的大权。他对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承袭了袁世凯的全部反动政策，顽固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于1917年7月间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两舰由上海去广州，联合西南滇桂等省的军阀，于9月10日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方政府，孙中山被举为海陆军大元帅。但“护法”不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不能起到动员人民革命的作用。而当时的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南方军阀与北方的直系军阀亦有勾结，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1918年4月，桂系军阀改组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大总裁合议制，进一步排除孙中山。孙中山极为愤慨，却又无力反击，被迫于5月间辞职离开广州，再赴上海。他后来回忆护法政府的情形说：“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复港商陈赓如函》，见黄季陆编《总理全集》下册“函札”，成都近芬书屋1944年版，第176页。)然而他也因此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1918年5月4日《辞大元帅职通电》，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85页。)

    9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作于1919年，由六种计划组成，包括交通、商港、铁路、城市、水力、钢铁、矿业、农业、灌溉、森林、移民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大计划，但篇首即是“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把希望建立在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投资的基础上。孙中山幻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不再打仗，而以其剩余的资金、物资、工业人才和技术向华投资，以共同发展中国的实业，使中国外国利益均沾。这纯粹是一种幻想，故他在1921年10月10日所写的《自序》中感叹帝国主义不听信他的美妙计划，“大势所趋，无可如何，故虽有三数之明达政治家，欲赞成吾之计划，亦无从保留其战时之工业，以为中国效劳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10孙中山《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文学说)”《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4页。

    11《孙文学说》作于1918年，1919年上海华强印书局出版。据《自序》说，他着手写《建国方略》(实业计划)时因“恐今日国人社会心理，犹是七年前之党人社会心理也，依然有此‘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大敌横梗于其中，则其以吾之计划为理想空言而见拒也，亦若是而已矣。故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见《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06页。)全书主旨即在于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并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的新信仰，即“知难行易”说。本篇后即编入《建国方略》，为第一部分“心理建设”。

    12廖仲恺1919年7月11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64页。

    13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

    14廖仲恺1919年8月2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66页。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77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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