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觉知问答：觉知的信念——中国精神（11）

    第二个故事：

    公元1877年，光绪三年。这一年，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省遭受了三百年来的特大旱灾。山西省为灾害之首，颗粒无收的情形随处可见，灾荒持续了三年。据清政府官方记载，当时在山西，死于这场灾荒的就有近1/3的人。

    发生这样大的灾情，商人也不可幸免。众多晋商豪门中，常氏家族的损失最为惨重。当时支撑常家基业的主要生意，是与俄罗斯商人做的茶叶贸易。大量的茶叶从江南产茶区运往俄罗斯边境，以前都用牲畜做运输工具，眼下大灾之年，粮食绝收，连人都要以树皮、草根果腹，组织牲畜运输队的希望自然破灭。

    由于商路的断绝，过去晋商每年向俄罗斯输出的250万担茶叶锐减到8000担，常家的损失自不待言。为不坐以待毙，常家想出各种办法来渡过难关，包括省吃俭用、缩减开销等。但与此同时，令很多人不解的是，常氏家族在这紧要关头却对外声称，要拿出三万两银子，在家族祠堂中修造戏台。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常家表面是造戏台，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赈灾，帮助同村和邻村的乡亲们度过灾年。赈灾也不让人感觉施舍，用修造戏台的办法告诉大家，只要你能搬动一块砖头，我就给你一餐饭。

    常家人认为，沽名钓誉的名声，断然要不得，他们把自己的善举，用修造戏台这样的借口掩饰起来，而掩盖乐善好施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那些得以救助的人对那餐宝贵的饭食安心下咽，又保住了面子。

    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土木工程也持续了三年。无论当时的被救助者，还是后来的知情人，恐怕没有人说得清，一个以经商获利为业的家族，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流传至今，已经说明，当时的常氏家族救助的绝不仅仅是当地的灾民，他们坚守的是支撑晋商兴旺发达四百年之久的儒家文化，他们挽救的是在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险些对生命失去希望的人性和人心。

    第三个故事：

    大德通是乔家大院的第三代主人乔致庸一手创办的票号。

    清末社会动荡，辛亥革命改朝换代，许多票号不是业务被官方银行夺走，就是因为时局艰难，存款大幅度萎缩而面临倒闭。资本实力雄厚的大德通也历经劫难。

    1926年，冯玉祥的部队在北撤途中，300万担的粮食和150万担银元都摊派到乔家开设的商号，遭此劫难的乔家商号大伤元气。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乔家票号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择的时刻。

    当时，山西发行了一种钞票叫晋钞。中原大战中的阎锡山失败后，晋钞大量贬值，25块晋钞抵一块新币，几乎成了一张废纸。这种情况下，面对来取款的人，大德通该怎么办呢？

    原本晋商也可以趁机发财，发给你晋钞。但当时的晋商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把自己历年的公积金拿出来，还按照新币折给你，给你兑换。

    本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大德通放弃了最后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几乎把全部积累都投入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赔本买卖中。结果，原本就在困境中挣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后造成30万两白银的亏空。两年之后，有着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大德通悄然歇业。

    事后人们得知，做出这个舍生取义的决定，并不是晋商的一时冲动。他们认认真真地算了一笔良心账，大德通的东家乔映霞说，即使大德通为此倒闭，这样大的一个财团也不至于让自己陷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但对于一个个储户来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他们的威胁将是身家性命。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据说乔映霞讲这段话时神情凝重，大义凛然。

    这三个故事的主人，都是中国商人。这三个故事的时间，几乎和美国曼哈顿三角衬衣厂的大火发生在同一时代。然而，同在利益面前，同为商人，表现却迥然不同：一边是唯利是图，一边是以义制利；一边是冷酷无情，一边是大义和温暖。

    今天，重提一百年前的故事，不用我说，你也能体会非子的用心。这里不用分析，更不用讲解，就别说一个商人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公正、良知未泯，作为一个中国人，听了这样的故事，怕也不会不动容、不羞愧。

    想想，那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我们的晋商，身处贫瘠，身处战乱，远离法制，但他们却是那样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边关、道德底线。这样的坚守，若没有深厚文明的积淀，关键时刻，人性怎能如此干净？做出的事情又怎能如此仗义、感人？

    再说西方人，20世纪初，从以揭露和整治社会弊端为主的美国进步运动开始，美国政府已尝试用政府干预的手段来化解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而在这之前，政府完全放手让公司和企业自己发展，所以才“惯纵”了资本托拉斯的权力膨胀，以至于垄断托拉斯终于导致了市场失衡的局面。

    不久，大萧条来临，1933年3月9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后的第五天，政府以“以工代赈”和“制度完善”等举措全面开始干预经济，很快缓解了经济危机，给绝望的美国人带来了希望，把美国带出了由大萧条所引发的低迷与恐惧。

    对此，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给了罗斯福高度的评价，他把政府干预称之为看得见的手，以此强调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联合起来，不但成就了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也为后人开启了一种值得借鉴的经济管理模式。</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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