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勇于尝试和冒险：不要想象没有代价的变化（5）

    多里奥特受到的指责越来越多，但他依然沉着冷静。他尖锐地提醒他的批评者，把公司做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谓风险投资就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过这种风险是可以预先估量的”。事实上，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所投资的企业有一半以上是新创立的，而且这些新创立的企业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开路先锋，蕴涵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它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时间。这种远见使得多里奥特一直坚持自己的战略投资理念，他相信自己投资的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一定能够获得丰厚的利润，自己绝对不能为了迅速获得利润就干些倒买倒卖的勾当。“如果你有一个高烧39度的孩子，你会卖了他吗？我经手的公司即使现在发展顺利也一定经历过危机、遇到过风险。”正因为坚持战略投资理念，多里奥特经常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辅佐一家企业慢慢成长。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把自己投资的企业称为“我的孩子”的原因之所在。

    事实上，在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投资项目中，赢利只是次要的，孵化才是主要的。1967年，美国《财富》杂志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了多里奥特的一段话，直接表明了他大量投资新型企业的目标和打算：“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不会问自己能获得什么回报。当然，你可以有希望，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美国总统。但是这个希望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不大。我希望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到最好。如果他们做到了，那就是对我的报答。但是，如果一个人人品好又忠诚，那么即使他没能取得所谓的高回报率，我也愿意继续支持他。你知道，有些人直到很大岁数才变身为天才。如果我是一个投机者，那么肯定要考虑回报率。但是我认为‘投机者’——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不能做出建设性的贡献。而我是在培养人才和企业。”事后来看，多里奥特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商业精英之一，正是因为他勇于承担各种风险，并以崇高的奉献精神为美国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3.最有成就的事业，总是被命运安排在最具风险的绝壁之上

    1957年春，应麻省理工学院之邀，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一名年轻员工参观了这所著名院校的林肯实验室。这个年轻人叫威廉·康格尔顿，1948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在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的职务是技术经理。访问期间，康格尔顿向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美国计算机先驱杰伊·福斯特表示，他对个人计算机方面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希望能通过有关人员的指引对这个领域作进一步的了解。那时福斯特正专注于学术研究，便向康格尔顿引荐了一位年轻的工程师——肯·奥尔森。奥尔森是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同时也是电子晶体管在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专家，曾担任麻省理工学院与ibm公司的联络人。当时，他正在福斯特的指导下带领一支队伍在林肯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并先后研发出了几种数字设备。奥尔森平时很活跃，虽然默默无闻，不过他时刻准备着“大干一番”。

    在了解了奥尔森的研究工作之后，康格尔顿很希望与他建立合作关系。随后，在康格尔顿的建议下，奥尔森写了一份商业计划书，希望能将他们的计算机研究成果市场化。康格尔顿看到这份商业计划书的提纲之后，建议奥尔森集中精力开发市场潜力巨大的数字构建模块。这些模块可以卖给实验室，然后实验室会把这些模块设计成完备的计算机。奥尔森接受了康格尔顿的建议，并立刻将公司的名称由原来拟定的“数字计算机公司”改为“数字设备公司”（dec）。没多久，多里奥特见到了奥尔森。在这位工程师身上，多里奥特发现了商业人士应该具备的拼搏精神，他相信奥尔森一定会带领自己的企业走向成功。“一个有想象力的人只是有想法而已，而一个有行动力的人能够把想法变成现实。我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有行动力的人。”1957年夏，多里奥特向数字设备公司投资了7万美元，这笔投资足以买下这家新公司78%的普通股。从此，多里奥特和奥尔森这两个人的命运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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